2022年11月13日，“新雅·古典学工作坊”第六期活动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历史上的帝国与世界秩序”为主题，与会学者们围绕历史上的各大帝国展开了丰富的讨论。

活动现场

工作坊总策划甘阳老师首先作开场致辞。随后，活动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分别在古典与现代的视野中深入帝国问题。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帝国”始终是一项核心议题。从公元前10世纪，直至我们当下生活的时代，人类如何在帝国之中对世界秩序加以整合与治理，处理中央与边缘、帝国与国族/民族关系、施行帝国道义，是本次工作坊关心的主要议题。

主题报告及评论

（一）

古代及中世纪帝国

上午的主题报告围绕“古代及中世纪帝国”展开，由颜荻老师主持。首先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的梅华龙老师作报告，主题为《国族与帝国：公元前10-5世纪地中海东岸的两种政治组织思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 梅华龙老师

梅老师报告的历史背景基于地中海东岸世界进入公元前一千纪后的两大新变化：一方面亚述帝国一家独大，“世界帝国”走上舞台；另一方面除部分城邦得以保留外，具有一定内部文化共性的族群建立的多城镇领土国家开始出现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据此，梅老师提出希望探讨的三个主要问题：首先，古代世界是否有“国族”（nation）？地中海东岸这一时期的新族群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作国族？其次，世界帝国在这一时期的崛起在地中海东岸“国族”兴起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二者如何互动？最后，帝国与国族两种政治组织的思想有何相关性，这与地中海东岸族群身份（特别是早期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形成有何关系？

基于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分析，辅以考古和图像资料，梅老师分析了古代地中海东岸的国族术语，指出族群特征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前期的地中海东岸已经具有明显的政治影响，在某些层面成为新兴跨城市、跨部落政治实体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身份认同来源。这一现象本身比是否称之为“古代国族”更重要。而在诸国之外，亚述帝国的崛起有其自身的术语、意识形态及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亚述虽具有唯我独尊的政治地位、强大的军事控制及神义之下的扩张使命，却也同时具有帝国的边界意识。“四境之王、无远弗届”终究只是一个期许和动态目标。

在“国族”与“帝国”的互动中，小国也对大国有自己动态的认知：在希伯来圣经中帝国往往具有强大敌人或罪恶势力的负面形象。在其他小国中，帝国形象也有积极化的特征，例如作为工具或雇佣兵、作为保护者乃至“父亲”“父母”，这说明地中海东岸的某些统治者彻底将帝国视为自己、自己的统治家族乃至自己所统治的国家的恩人。帝国中心和边疆的统治阶层在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得以融合。更进一步，在以色列和犹太历史书写中出现了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再利用，使之成为塑造犹太国族身份的重要因素。

最后，梅老师总结道：这一时期的国族和帝国两种政治组织思想具有一定共性，均为跨部落、跨城镇，且具有扩张性倾向的政治组织。如果我们将“国族”视为以共同的文化特征（语言、宗教、族称）和（想象的）亲缘关系为扩张准则的政治组织模式，则古代地中海东岸存在描述此类政治体的本土术语，并且国族的扩张在实际上可以突破政治实体和理念的限制，将自身普世化。帝国（包括世界帝国）则以（实际上的）经济、资源、安全和（表述上的）某种使命或神的旨意作为扩张原则，与此同时在政治实践乃至文化上自我设限。在国族突破限制和帝国设限的背后，是对历史的再解读、与现实的对话、及对身份认同的重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李隽旸老师

第二场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李隽旸老师报告《僭主城邦：修昔底德批评雅典帝国主义》。李老师谈到：我们可以将修昔底德在其史书第一卷记载的斯巴达公民大会，看成一场针对雅典的国际法庭辩论。后来雅典人自己并不避讳的“僭主城邦”（Polis Tyrannis）比喻，正是这场法庭辩论中各个城邦控诉雅典的罪名。围绕这一叙述就产生如下问题：我们何以将公民大会理解为法庭辩论？修昔底德如何通过这场法庭辩论营造了“僭主城邦”的罪名？“僭主城邦”的实质为何？这个比喻又如何推进了古希腊人对帝国问题的思考？

李老师首先指出问题的来源：在修昔底德的史书中一共有三个雅典人称雅典为“僭主城邦”，这样一种相当贬义的自称对读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与此同时这三位雅典人分别是对外攻守均衡的伯利克里、激进帝国主义者克勒翁和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这使我们更加怀疑“僭主城邦”何以成为一个不同立场的雅典人通用的语词？要处理这个问题必须一方面关注“僭主”一词在雅典的接受史，其内涵由中性的“王”、随意的玩笑用语逐渐转向严肃的贬义。另一方面注意到雅典人的自称“僭主”发生在诸国对雅典的控告之后，也即在“法庭庭审”之后，雅典人是作为被控诉者，不得已却又必须接受这个罪名。

随后她接着分析：我们为什么能将斯巴达公民大会的四篇演说视为“法庭辩论”？通过分析战前演说的双重文本结构，指出这场公民大会在事实文本层上是一个容纳外国使节的听证会，而在史撰文本层上则容纳了雅典人的演说。后者在目的、内容和论证策略上具有强烈的法庭演说特点。由此可以说明：其一，雅典被控诉的罪名是“僭主城邦”；其二，这一比喻的实质是“平等者当中的突出者”——这是一个类似威斯特伐利亚的呼吁。把雅典称作“僭主城邦”，实际上是在批评它从一个由平等者构成的网络中间突出自身。这一批评与另外两位史家的观点，即希罗多德将雅典视为波斯的继承者的纵向批评，与波利比乌斯论证罗马帝国的合理性，形成了对比与对话的空间。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熊宸老师

第三场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熊宸老师报告《“帝国”的观念：对前3世纪至1世纪罗马世界统治观念的观察》。熊宸老师的报告关注几个核心问题：第一，帝国问题在何种意义上与领土结合？第二，除正式的帝国统治外，还有哪些非正式的帝国统治方式？第三，帝国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第四，如何理解多元的帝国及罗马建城神话？

熊老师以J. Richardson关于古罗马的研究The Language of Empire存在的问题引入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即当Richardson在提出罗马人的统治观时，实际上已经预设了imperium与provincia的重要性，但这未必是罗马人自己的看法。回到同时期的文献中，“建立行省”这个概念很可能是后世学者回望罗马史时的教学用语，而并未受到当时的史家与法律的强烈关注。行省、领土等因此并不是我们理解罗马帝国形态唯一重要的立场。她提出，除却正式的制度之外，我们还必须关注非正式形态的权力关系，后者同样可能构成帝国的统治方式。在罗马史研究中，关于非正式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庇护制研究”，代表有贝迪恩的《外国庇护者》（1958）。然而贝迪欧研究受到冷战思维影响。在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之下，国家行为的动机都被归结为生存斗争，古代文献中的“友谊”（amicitia）、“忠诚”（fides）等概念被解释为“恩庇”（clientela）这种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委婉语”。对此，熊老师指出，在罗马外交辞令中“友谊”先于“庇护”。与希腊哲学传统中以智慧和德行导向的友谊观不同，罗马友谊观将“忠于国家”利益和秩序作为友谊缔结的前提，且尤其以对罗马国家的忠诚为导向。“友谊”的性质以双方国家实力与道德水平的消长为基础，成为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试探其权力边界的重要修辞工具。尽管“友谊”本身接受了等级差异的前提，但友谊的邦际关系需基于“信义”原则。

接下来，熊老师讨论作为帝国的罗马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想象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罗马地图和《奥古斯都功业记》的分析，指出正如奥维德在《岁时纪》中的形容：“对于其他民族而言，土地都有确定的边界：罗马的城邦与世界的尺度同一。”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罗马”开始消失于她帝国的身体之中。换言之，随着领土与公民权的扩张，罗马自身也面临“被稀释”的危险。

最后，熊宸老师通过分析“抢夺萨宾妇女”事件，指出罗马建城的暴力故事具有一个关于和解的结尾。这也是罗马能够作为一个多元性帝国存在的起点。

第四场，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昝涛老师报告《对奥斯曼帝国起源问题的思考》。昝老师指出奥斯曼帝国的起源不仅是历史学的问题，也进一步牵涉到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考。关于“帝国”讨论的一个陷阱在于，“帝国必须有一个起源”的预设实际上晚于“帝国”这个完成形态而被提出。因此“帝国史”在何种程度上是史学家建构的结果，帝国的起源与完成形态的“帝国”处于何种关系，就成了值得追问的问题。

昝老师首先介绍了奥斯曼帝国的基本情况。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够引起世界历史的关注，与其规模、地缘位置及其与欧洲的关系密切相关。欧洲人称 “奥斯曼帝国”为“土耳其帝国”，将“奥斯曼人”称为“土耳其人”。但是奥斯曼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突厥”或“土耳其”。因此讨论“奥斯曼帝国史”时，我们很可能存在某种错位，将西方或外在的观念加诸历史事实之上。奥斯曼起源于小亚细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氏族部落，而是一个以奥斯曼家族为核心的混合体。考虑到阿拉伯帝国被蒙古人所灭亡，以及一波波十字军给伊斯兰国家带来的灾难，奥斯曼-土耳其人一度被看成是伊斯兰事业的拯救者。

接下来，昝老师为我们展开了关于奥斯曼起源的主要争论。奥斯曼人的起源并无可靠的史实支撑。20世纪初的“欧洲起源论”从种族的角度将奥斯曼人追溯到白人起源，以确证强大帝国与种族间的内在关系。后来发展为巴尔干国家属性说。与之相对抗的是“游牧出身说”，其与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民族主义相关，认为奥斯曼人是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人，在曼齐凯特之战后，来到小亚细亚，受塞尔柱王朝的节制。这一观点可被归为“内亚史观”。至20世纪30年代，学者提出了“圣战起源论”，将奥斯曼起源归为伊斯兰圣战的结果。另存在“边疆社会论”、“劫掠同盟说”和“部落国家论”等等。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大部分论述都是理论性的假说。

昝老师认为，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东西方的问题，是两种文明的接受问题。围绕奥斯曼帝国起源问题的争论，恰恰将其所处的文明交界之处的复杂性集于一身。奥斯曼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不作为欧洲道德与宗教意义上的“蛮族”，不被“他者化”而重获主体性，将是值得持续探究的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昝涛老师（左）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宋念申老师（右）

上午的圆桌讨论环节由宋念申老师主持。宋老师首先对四场报告进行了总结，认为古典学关注的“帝国”内容与历史学关注的“帝国”内容形成了非常有效的对话。四位讲者的共同点是都不同程度地深入了文本本身和概念本身，这是近现代史学者尤其在与政治学的关联中较少进行的工作。同时历史学也对古典学产生反向的刺激，要求学者们将历史情境带入文本当中。

随后，王利平老师就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进行提问。王老师谈到，土耳其在近代建立民族国家时试图不断追溯其起源作为建国的根基，尤其会追溯到“奥斯曼主义”。奥斯曼帝国与奥斯曼主义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帝国的边界在哪里？昝涛老师回应道，奥斯曼主义实际上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它是民族再整合阶段提出的旗号，具有国族主义内涵，将原本属于上层阶级的“奥斯曼”概念在国内普遍化。

宋念申老师接着提出，梅华龙老师的发言与后两场形成了很好的对话，后两场更强调语言概念在历史情境中的流变。那么在早期地中海东岸是否存在相关的概念演化问题？梅老师回应道，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类。如果看希伯来文文献，研究概念的演变将比较困难。这主要因为《圣经》的成书时间存在较大争议，参考价值较小。而如关注历史行为与倾向，用与“帝国”相关的术语进行描述则基本出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在两河流域，“四境之王”等“帝国”用语最早出现在前2400年左右，直到前700年仍然存在，但其变化基本是语言层面的，很难看到使用上的主观变化。

徐朗老师就罗马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进行提问：罗马帝国在吞并包括亚细亚地区在内的诸多行省，形成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帝国的过程中，是否产生过看似与过去的罗马传统的政治文化并不一致、而实际上起到巩固帝制作用的措施？冯乃希老师也提出了相关问题：罗马帝国的日常结构或家族结构如何存在？其如何影响帝国的治理结构？熊宸老师回应道：在罗马制度的框架之下，很多地方的治理仍然遵循当地的习俗，一般不会进行宗教和行政上的强制性管理。这种做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冲突。家族问题则涉及到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和国如何转变为帝国，其中家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转换性角色。奥古斯都以“国父”替代传统“家父”的行为，可以说是以国家架构取代了原始的以氏族为基础的共和架构。

圆桌讨论

殷之光老师提到，四场报告的老师都避免了将“帝国”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而是说明了“帝国”（包括“国族”）是一个在政治动态当中自我形成的观念。帝国本身其实包含了实际政治与自我合理化的两个层面。殷老师针对第二场报告提出了问题：李老师的报告指出雅典存在着一种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而在英帝国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反帝国的帝国主义”。那么在古希腊社会，僭主与霸权如何相关？李老师对此回应：对此问题可以以区分内外的方式理解。雅典的内外是不一样的，对内是民主制，对外被认为是“坏”的、依靠暴力和僭政。斯巴达的对内资料较少，但是对外方式则被认为是“符合希腊传统道德”的。

主题报告及评论

（二）

帝国与民族国家

下午的主题报告及评论围绕“帝国与民族国家”展开，由刘晨老师主持。第一场，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费海汀老师报告《帝国回归？——理解俄罗斯政治转型》。报告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一、如何理解国家；二、苏联的国家形态与政体形态；三、政体崩溃到国家崩溃；四、帝国回归？——理解俄罗斯政治转型。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费海汀老师

综合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西达·斯考切波与乔尔·米格代尔等的国家理论，费海汀老师指出苏联的政体形态与国家形态联系非常紧密。在迈克尔·曼的描述中，“苏联是一个落后的然而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费老师指出，苏联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既严格又松散。一方面，国家必须主动推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因此会不断提出高远的目标和严格的标准；另一方面，国家又缺乏细致广泛的网络来保证目标的落实和政策的实施。苏联的国家形态可以将其简单比喻为一个“不在家的严父”，以表征苏联国家的三个主要特征：父爱主义、命令和计划机制与国家意志的衰减现象。

费老师接着阐述，苏联的政治改革可以描述为一个精英模式变革引发精英分裂，从而导致国家权力出现巨大变动，最终引起国家崩溃的过程。苏联国家权力流失首先表现为国家自主决策权力的分裂，同时表现为国家资源控制权力的耗散，最终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沉降与迁移。同时启动的两个方向的转型使苏联式国家的两项国家权力同时被削弱，其国家形态从“深入专断-权威基础”直接向“广泛专断-弥散基础”跳跃，国家的功能也从积极行动者直接向消极场域跳跃。苏联式国家作为行动者固有的缺陷被迅速放大，地方和社会团体加速俘获国家意志、占据国家权力，使原本政治改革的制度设计完全未能实现，大量国家权力被中间层次所截获。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进一步理解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俄罗斯在政治权力和政治行动方面分别进行了再集中：政治权力上不再强调分权与赋权，而是强调集中性的权力和排他性的规则；政治行动中不再强调竞争与协商，而是强调统一目标、统一行动。但是对于俄罗斯国家来说，虽然帝国主义长期存在，但帝国将很难真正回归。

下午的第二场报告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殷之光老师的《自由帝国主义》，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即为自由何来帝国？中国为什么不是“新帝国主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殷之光老师

殷之光老师以英国“自由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作为引导：为什么不可将英国的“帝国主义”视作一般意义上的“帝国”？1899年布尔战争时，英国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是否应当维持其帝国统治，与白人战争？第二，如何看待非洲？这激起了国内围绕是否需要帝国主义、什么样的帝国主义的激烈论争，被反对者认为有损于本国道义基础，或殖民地战争加重国内财政负担；在欧洲大陆，帝国主义也被视作英国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产物并受到广泛抨击。殷老师指出，这事实上是一个围绕“国家”、“帝国主义”、“扩张”等概念“再造”与“重新发现”的动态历程。

从Mary Kingsley于1899年的演讲文本出发，她建构起的“帝国”不同于西班牙式压迫性的“帝国”，主要依托于两个基本道德观念：宗教自由与商业自由。因此必须认同非洲自有的宗教信仰，但英帝国自身的正当性在于其承担了对全人类文明化的任务，将“真实的知识”（truer knowledge）经由英国人远播海外，故宗教与商业之“自由”的保障又建立在英帝国的教育基础之上。面对反帝国主义舆论，Mary恰恰将帝国的德性建立在对全人类的拯救，即扩张之上。通过与Kipling《白人的负担》的对话，她追溯至弥尔顿的主张“上帝的英国人（God’s Englishmen）”，为条顿民族的独立扩张赋予神圣使命与普遍意义，由此回答了英格兰为什么“有必要”统治全世界的问题。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第一任总督Warren Hastings作为非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形象，其（同私掠者、私商与海盗一起）作为自由主义商业先锋，代表了新的道义与力量。这表明，商业不仅是英国的扩张根本，也是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础，它使英国摆脱了旧有欧洲贵族制围绕土地的博弈模式，走向新的时代。

殷老师强调，由Mary的理论所勾勒出来：商业中心的、道德的、自由的、人道主义的等等形态，恰是今天帝国研究者“倒叙式”归纳出的帝国规范性（Normative）基础。但在现实的帝国实践中成为霸权工具，如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一词，模糊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与亚非的反殖民努力。要走出这一概念混沌，回应帝国的暴力问题，殷老师选择了区分“作为政治实践的帝国/霸权”与“作为道德理想的帝国/霸权”。他强调，“自由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对“霸权主义”的正当化（justification），所谓 “自由—文明使命” 的话语背后是商业的驱动，而商业的核心，是人的劳动力化和物的商品化，由此，讨论将进一步延伸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程中。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王利平老师

下午的第三场报告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利平老师的《从“近边疆”看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以20世纪初内蒙古地区为案例》。

从“近边疆”这个核心概念出发，王老师试图阐释内蒙及边疆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构建过程。脱胎但又不同于Lattimore的“内边疆”（如东北）概念，王老师强调内蒙与中央及内地具有地理接壤、满蒙联姻、汉人移民、政治治理等诸多“近”的特征，形成犬牙交错的治理关系。回到清朝的盟旗制度，旗的区划事实上是将游牧民族纳入固定的管理秩序中，札萨克则是对贵族等级制的保留，这一制度区分了内蒙与外蒙。同时，内蒙处于中国近代革命的前沿，所以对内蒙地区的研究在近代历史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

王老师的研究主要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新政时期（1900-1911），讨论清末放垦的土地政策；1911年革命到北洋时期，讨论反满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对内蒙的冲击；军阀统治时期（1917-1928），讨论地方割据与民族独立运动对内蒙的影响。

围绕新政放垦与蒙汉关系，王老师指出，放垦政策的推行增加了大量行政型工作，超出了边疆原本以盟旗制为基本单位、与临近内地行省会同处理的范式，改变了传统治理模式。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观察，内地无地农民倾向于向蒙古开垦，蒙古贵族也有地主化趋势；但蒙人土地观念较淡，私垦的契约关系不稳定，造成大量土地争议，汉人移民依附于天主教会与蒙古贵族冲突。新政推行的背景并非中央政权向地方扩张的单向“殖民”过程，而是一方面希望通过移民实边，一方面解决私垦问题，协调蒙汉关系。其重要后果是集中了驻边军事领袖的行政权力。

就革命前后的边疆危机而言，无论是革命派的民族论（章太炎，强调汉民族主体地位），还是国族说与文明论（梁启超、杨度等，构建包容异质文化的民族认同），都在构建一个民族主体的思路下，将满蒙在国家中的位置边缘化。相比民国肇始或清末新政，袁世凯时期对蒙政策更加柔和回退，反思国家一体化的趋势，强调在郡县制之外利用“旧的征服关系”来处理国家与蒙古的关系，以弥合蒙古由于共和改制（民国政府“边政一体化”administrative unification政策）而感到自身政治地位下降的不满。北洋政府的政策延续了这一时期内蒙的稳定性。军阀割据时期，统一的中央政府被竞争性地方政府（competing regional government）所代替，此时的内蒙事实上被邻省瓜分。军阀统治破坏了中心与边缘的中间纽带，也对内蒙施以高强度的经济汲取，在蒙人眼里意味着汉人政权的入侵，激发其民族主义倾向与严重的蒙汉冲突。

基于此，王利平老师总结道：清末以降的内蒙治理并非是一种殖民主义或简单的国家一体化进程，其中既有地缘政治关系改变的压力，又存在地方政治势力角逐的交互影响。清帝国对于内蒙这样的近边疆地区治理的复杂性，既基于蒙汉共居的局面，也因为满蒙在政治联盟关系上的亲近，表现在治理结构上是多层级的交错关系。这样一种架构在1911年革命之际，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政权交替带来的冲击。清帝国的政治遗产至少延续到北洋时期，直到军阀混战以后才逐渐被打破。这让我们去思考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政治力量地方化以后对边疆族群关系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圆桌讨论

下午的圆桌讨论环节由冯乃希老师主持。汪晖老师首先对今天的报告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帝国问题伴随着冷战以后的民族国家危机而出现，帝国的“回归”发生在“帝国-民族国家”二元框架的背景之下。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一框架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展开方式：其一是在历史学或比较帝国史的范围内讨论，这也是今天报告的主要路径；其二是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代表是奈格里与哈特的《帝国》，可以追溯至卡尔·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据此我们可以对今天讨论的“帝国”对象进行定位。接下来，汪老师从古典学的角度补充了汉语中“帝国”概念的意涵与流变。在唐代前后，汉语中开始将“帝国”看作一个特定区域，但是其与Empire的对译性只有到19世纪晚期，尤其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这意味着新进入东亚世界的“帝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是具有“民族国家”内核的新型“帝国”。此外，汪老师提出，在亚洲尤其中国的语境下，帝国的建设与国家的建设始终存在着并行和重叠的关系，因此近代民族建设的过程通常以帝国的国家传统为前提。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汪晖老师

接下来，徐朗老师提问：俄罗斯的权力再集中是否会带来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费海汀老师回应道：面对当下的俄乌冲突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但是仍很难将其完全归为民族主义的问题。即使俄罗斯希望借助前现代即血缘和语言的民族主义进行整合，但是处于两种文明之间的东欧国家却更倾向于北约的公民认同。俄罗斯如希望控制后者，将需要提出足够有吸引力的政治价值。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徐朗老师

昝涛老师指出，东亚与欧洲、古代与近现代、冷战前后的“帝国”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帝国”的内涵，而不能消解其中的政治差异性，也不能避开帝国背后的资本主义问题。费海汀老师补充道，在后社会主义时代许多国家突然转向资本主义，必然面临工业社会对国家形态的改变，因此追求更高的同一性成为当下的趋势。

殷之光老师认为，近现代以后“帝国”常常成为一个“帽子”，但是什么时候、将这个“帽子”戴到谁身上，是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时必须具有的意识。在我们对“帝国”的认识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特点，即自中国20世纪以及苏联革命以后，我们往往将“帝国”理解为负面用语，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压迫性概念。另一方面，“战争创造国家”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欧洲适用性，但未必适合于对亚非地区的历史理解。由战争调动起来的国家认同是有限的，而恰恰是自我解放和反抗的调动具有长期延续性。正是这一点将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国家与资本主义自上而下建立的国家区分开来。梅华龙老师回应道：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和地方多样性的容纳与其阶级叙事的变化有关。当阶级叙事弱化时，新的民族主义话语更容易被提出。

冯乃希老师谈到，正是“帝国”的模糊性及其勾连古今的作用，让我们对其兴趣不减而能够产生越来越丰富的讨论。也正是通过帝国问题，这次讨论触及到我们对政治与历史本身的思考。熊宸老师最后谈到，很高兴能与各位学者以“帝国”为主题展开此次对话，也欢迎广大师友继续关注新雅古典学工作坊后续的活动。

部分线下与会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