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地处中国西南“滇川藏大三角”交界地域，覆盖“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作为云南省唯一的涉藏地区，迪庆州经过千百年来地方政权更替、茶马古道商贸交易、人口流动等历史进程的推动，已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当前，州内共有26个民族和睦共处，少数民族占比89.4%，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四大宗教在境内长期有序共存。

迪庆之名，在藏语中意为“吉祥如意之地”，与纳西语的“香格里”（太阳）和傈僳语的“格拉”（吉祥）互为呼应，表达了多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当“世界的香格里拉”逐渐广为人知，深入田野的调查研究将充实叙事的血脉，以迪庆实践向世界传达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的有力声音，并展示国家政策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回应，呈现当地人民长久以来追求美好生活的智慧和经验。

7月27日至8月8日，在云南大学郭台辉教授和清华大学梅赐琪教授的共同谋划之下，将新雅书院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PPE）专业的实践课程《社会实践》开设到祖国的边疆。在迪庆州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下，由清华大学和云南大学师生共同组成的课程联合调研组从香格里拉出发，以德钦县各乡村为田野腹地，通过持续两周的入户访谈、参与观察与集中复盘研讨，尝试用田野经验来深度刻画民族地区的发展实践。

调研组与非遗传承人合影

一、调研过程实录

在两周高强度的实践行程中，调研组先后围绕“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与“易地搬迁”两个主题开展调研。

7月27日至7月31日，调研组以德钦县燕门乡为活动中心，先后前往茨中教堂、茨菇教堂、崩功寺、拖拉寺等宗教场所参观访谈，了解当地的宗教空间分布、发展历史、习俗特征与生存现状。通过对比茨中村和巴东村的4家入户访谈，调研组成员注意到，在整个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的背景下，同样存在家庭内部的民族多元性和信仰差异性。在与2名村干部和1名寺院管理局工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调研组成员进一步从国家政策和执行的视角理解多民族多宗教融合发展的应有之义。在此地，多民族多宗教的融合与个人理性选择、经济开放程度、家庭伦理传统和教育水平息息相关，同时，党和政府对信仰与行为进行规范性指导，顺应民族地区人民朴素的向上向善愿望，奠定了和谐共处的环境基础。

调研组与茨中教堂神职人员交流

8月1日上午，调研组前往德钦县城，参观德钦革命历史陈列馆，并参加德钦县图书馆特藏古籍主题展览，从德钦近代发展史和民族宗教史的视角补充田野经验。下午，在卡瓦格博神山旁的飞来寺，调研组成员访谈1户本地藏族人家，交流迅速发展的文旅和商业对传统民族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影响，并探讨游客、外来经商者与本地藏族村民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社区关系和地方文化的构建。

调研组在本地藏族人家访谈

8月2日，调研组从非遗文化出发，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民族文化作为载体如何发挥作用。通过参观格萨尔传习馆，分户访谈奔子栏锅庄传承人、藏族木碗工艺传承人和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人，调研组认识到，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下，文化传承体系有序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搭建寓教于艺与乐，以跨越民族边界的方式实现共同、长久的非遗传承。

调研组访谈传统服饰、藏族木碗工艺非遗传承人

从8月3日开始，调研组的田野观察转向易地搬迁，包括生态搬迁、扶贫搬迁和水库搬迁。羊拉乡的玛木顶搬迁点由2组44户搬迁居民构成，搬迁原因主要是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在这里，调研组访谈6户移民，详细了解搬迁过程中的调适与博弈，以及搬迁后的适应与重构。

调研组晚上复盘，总结与研讨每日收获

龙盘水电站的修建规划将可能涉及5万多民众，而拖顶乡和霞若乡的部分小组，将因地处淹没区而被迫整体搬迁。8月5日至6日，调研组共访谈6户拖顶乡村民、3户霞若乡村民和2位拖顶乡村干部。其中，有3户拖顶乡村民涉及第一次搬迁，金珠噶尺社区的3户居民则面临扶贫搬迁后的二次搬迁。对于所有搬迁民众而言，其共同的焦虑是搬迁的政策、时间、迁入地与补偿金等充满不确定性。调研组观察到，在无限的想象空间与信息不对称中，政府、企业、民众之间存在多方博弈与弹性空间，而基层组织与干部可以充分发挥自主作用，并在基层社会治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调研组在托顶村与金珠噶尺社区

8月8日，在行程的最后一站，调研组回到香格里拉，来到羊拉乡的搬迁安置点雅瑞安和社区，通过与社区工作人员交流，了解长距离异地搬迁后居民的生活生产状况。虽然远距离搬迁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家与乡的分离以及农民失地后的失落，但当地民众积极顺应地方政策的要求，主动寻求向上进取的机会，以勤劳、责任心和团结的品质稳步提升生活质量，并在发展中不断融入当地社会文化习俗。

调研组与雅瑞安和社区工作人员交流

费孝通先生曾强调，“从实求知”，学术的根基在田野。在此次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调研组用13天的时间，真正扎根滇西北土地，不断收集素材，从中发现问题并提供多学科视角的理论解释。在州社科联的召集下，调研组与州委政研室、州政府研究室、州民宗委、搬迁安置办等八个部门开展座谈交流，探讨微观的田野发现与中观地方政策之间的错位及有效衔接的可能性。在高校师生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从乡土中产生的学术成果最终将重新应用于田野，青年力量和青年思考也将切实地转化为地方发展实践。

调研组与迪庆州级多部门展开座谈会

今年是清华大学和云南大学联合开展社会调研的第二年，去年，两校同学以云南省文山州为调研基点，聚焦民族团结振兴、产业发展、地方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实践认知和调研报告。自启动以来，该项目始终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传统，通过跨校跨学科的交流合作和“理论－方法－实践”贯通的田野教学模式，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中培育创新人才，为高校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生动经验。

二、田野笔记摘编

调研组成员随行随记，在田野中观察、对话、发现、反思，留下了有关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非遗文化传承、易地搬迁等多个主题的思考印记。

关于多民族、多宗教的和谐共处，我们写：

我认为各宗教不是天然和谐共处的，是在复杂的演化后彼此打磨形成了稳定的结构，其中包括政治、文化上的激烈冲突。融合过程中各方种种的努力、对抗，都对形成现在多宗教和谐发展的局面有所贡献，各宗教也在保留原有内核的基础上，在融合过程中构建了新的阐述体系、文化等表观。我认为研究演进对阐明现在多民族多宗教的现状有帮助。

——潘博宇

我们近两周的调研显示出，民族和宗教信仰早已不再是民众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尤其是宗教信仰已逐渐本土化为一股凝聚人心、引导社会风气向善的力量，与党的政策、法律一起成为维护地方稳定、促进地方发展的规范。

——白晓薇

行中经过梅里雪山

云开雨霁后，秀美的神女峰出现在队员们眼前

关于非遗的传承，

我们写：

在奔子栏镇，有1位国家级传承人和2位省级传承人，州级和县级的数量相对较多，评审过程是有筛选和排序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更高一级的传承人，当然评审的要求和标准并不是明显和可量化的，这就导致评级本身反而成为了能力的一种证明，而传承人也有动力去追求更高的评级，这就像一把梯子，国家将梯子放在人们面前，人们为了爬得更高而自愿开始了攀爬。

——张健以

关于异地搬迁中的不同主体，

我们写：

在一位大户的叙述中，他将自己想像成为一个单独的同沉默的政府抗争的人，在他的想象中，他是没有同盟的，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去争取，正是这种想象促使他把政府说成是一个缺乏主动性的遥远存在，这种身份建构可能也与他的经济水平和个人经验相关，由于他在本地是一个资产比较多的居民，财富上的优越感给他带来一种超越于他人的感受，他可能已经习惯于某种与别人格格不入的想象。

——肖颖洁

村干部相对村第一书记有更强的两面代理性。一方面，村干部需要听从上级指挥对村民进行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他们是和村民一样的搬迁户，且生活圈子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处于乡村之中，这也构成了一种长效负责机制，这种模式也许会对村干部产生一定的约束，因而相对村民那条链路更有代表性。

——毕羽

雨季的澜沧江，水色赤红

江水缠绕间，每个山头都有寺庙与经幡

关于异地搬迁中家的变化，

我们写：

随着搬迁工作的推进，年轻一代在精神上出现了“家”与“乡”的分离。对于年长群体而言，继续返回旧址、利用旧有生产资料与土地产生联系，是保持精神上“乡”的原始形态的重要手段；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代际差异带来的话语和生活环境变化则使其心中“家”的地位超过更为虚幻、抽象的“乡”，从而使其对于旧故乡的认同转化为对新居住环境的肯定，进而转变为对于国家政策的认同。

——董馨兰

空间不仅是物理载体，更是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与权力结构的浓缩体现。福柯意义上的“空间秩序”在搬迁社区中以可见的形式展开，而居民的行动能力与适应智慧则在不断回应、协商乃至改造这一秩序。在方法上，需要警惕将搬迁简单归因于单一政策目标或经济逻辑，应更多从在地叙事中寻找多元解释，并关注世代差异、文化再生产与空间利用之间的互动过程。

——高乐天

起伏的公路边

微型玛尼堆里凝聚着藏民的信仰

（部分）队员在崩功寺山前合影

文字丨谢佩遥

制作丨高乐天

审核丨张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