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至1月27日，新雅书院王舒艺同学随“大学之道考察团”赴英国牛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聆听专题讲座、进行实地调研、与牛津师生交流，为期五天的牛津之行让王舒艺所见、所闻、所感甚多。在考察牛津大学的通识教育、导师制、学院制、学生状态和大学精神之后，王舒艺将其与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进行了对比，对今日在中国开展通识教育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进行了思考。

导师制：“存在”即驱动

就学校制度而言，牛津大学与国内大学相比，最大的两点不同可能是学院制与导师制，而这两者本身也息息相关。

尽管当下对于导师制存在许多争议，耗时、耗力、高投入低产出，但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仍然认为，高等教育真正的高明之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制。在回答同学提问的过程中，他更进一步阐释：因为没有人是足够好的，每个人都可以更好。而导师制成为了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有效助力，一位既是良师亦为益友的存在，在是引导又更像是陪伴的师生交往中，自然地帮助学生逐渐获得新的认知，取得进步。

在之后的小组讨论中，我与本小组成员曾反复探讨、思索导师制的本质、真正价值以及其在中国践行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导师制实质上是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发展机会，使得学生可以用一种较为轻松的姿态（相较于传统的师生相处模式）与一位同领域更高水平的师长交谈，从而获得他的建议、指导。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得到了更好的锻炼，他需要不断询问、思考、质疑、自我修正，然后超越自身。而导师只是作为一个倾听者，他的存在就意味着某种无形的推动力（一种良性的强制力），鼓励学生去做一些他原本愿意去做、有能力去做、却因自身惰性等原因而可能不会付诸行动的研究，这种无形的推动力与导师的指导、点拨相比，同等重要。

在与牛津大学同学的交谈中，我们发现，这种发展机会不仅仅存在于他们与tutor的交流中，还存在于高质量的同学间的交流中。在餐桌、宿舍、甚至是路边，学院中不同专业的同学相互探讨，互相学习，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各自提出可行的建议，这对学生的发展同样重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大学也正尝试将不同专业、不同思想的同学聚集在一起，就过去一学期我在新雅书院就读的体验而言，这让我与同学在相互交流中学会打破对特定问题的刻板认识，而习惯于一种全新的视角，确实受益良多。

对于中国的大学、即使是清华大学这样的至高学，tutorial依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当下有限的教育资源而言，为每一位同学配备一位tutor（牛津大学交叉专业如PPE的同学甚至有三位tutor）并不可能，而一位教师如果同时负担十数位同学的成长重任还要兼顾他本人高压力的研究任务，则更加不具有可行性。

在与小组同学的探讨中，也有同学提出了这样的观点：tutorial并非必要，举例而言，清华大学的open office hour制度就已经足够，关键在于提供一个师生交流的机会，因为真正优秀的学生，往往会抓紧一切机会与老师交流，而这样一批学生其实才是顶尖大学真正想要的精英学生。

但这无论如何都是残酷的，顶尖大学聚集着不同个性的优秀学生，一部分开朗外向、善于把握机遇，而另一部分则相对内敛、怯于开口，他们需要一个窗口，去表达他们独特的想法，而仅仅认为足够优秀的学生会被“对知识的渴望”驱动而尝试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一过程中长时间的内心挣扎可能使他们错失成长的良机，而这并不是内向的过错。而导师制恰恰为学生学会表达提供了更好的锻炼机会，所以，这也是导师制的又一个优势。

另外从形式上对比，tutorial和传统的师生关系相比，更像是一种知己关系，更加轻松自在，正如同在新学院时与学习PPE的牛津学长交流时我们了解到的：他们也可以给学校里任何的教授发邮件甚至产生更多的联系，但是显然和自己的tutor一块自在的坐在沙发上，听取一个了解自己的师长、朋友对自己的批评与建议要更加有趣也令人期待，并且也省去了发邮件时需要推敲措辞的麻烦（讨论组的同学们对于过去向学校老师发邮件询问这一过程之繁琐都深有体会）。与此同时，相较于open office hour等制度而言，导师制提供的是一种更加长期、稳定的“师友”联系，导师更加清楚学生的想法、状况，相比一般意义上的答疑解惑，能为学生提供更符合学生本人实际的发展建议。

那么，在中国大学是否在以一种间接的形式实现导师制？譬如聚集不同专业学生的书院制度，定期的沙龙与茶话会，与全校老师取得接触机会的open office hour，等等。如何达成tutorial所带来的那种并不使人反感的良性强制力以及唯有更高层次师长才有能力提出的切合学生实际的发展建议，仍然是我困惑而反复思索的部分，但就眼下而言，在新雅书院的宿舍楼里添上一张餐桌，或许是增加这种无形驱动力的一条良策。

Christ Church

通识课程：不存在与无处不在

本着调研牛津大学通识教育的初衷，我惊讶的发现，牛津大学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通识课程，甚至他们较国内大学而言更讲究专业课程的学习，本专业同学跨选其他专业课程的少之又少也并不被鼓励，转专业现象也一样是存在但事实并不足以称之为“现象” 。进一步探索后我发现，这与英国教育模式相关。在中国学生接受高中教育的同阶段，英国学生进入当地college（区别于牛津大学内部college），在其中接受A-level的教育，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开始思考并决定自己未来的专业方向，之后接受对应考试进入对应专业。在college中，他们也完成了一部分我们留待大学完成的通识性质的教育，比如工科学生在A-level时期学习微积分与线性代数等等，对自身专业有了一定的接触与认识。与他们不同的是，大部分中国学生选择专业往往是在高考出分后根据自己分数多少和凭着对专业一知半解的印象进行盲选。

当被问及牛津大学为什么没有通识课程时，新学院院长则答，是因为“不需要”，从幼儿园开始，通识教育事实上被贯穿在英国教育始终，所以就课程而言，他们只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的培养即可。

但牛津大学的通识教育事实上又是无处不在的，既是学院、大学又是学生本身多年来的积淀，使这个学校避不开“通识”二字。而如果需要尝试总结牛津大学为学生的通识教育做出了什么努力，我认为，是提供了机会与氛围。

就机会而言，牛津拥有数量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学术讲座、沙龙，鼓励所有同学参与，只要想做，即有可能。而相较于大多数中国学生疲于应付专业课程与考试压力的现状而言，牛津大学的学生对此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主动与热衷。在与牛津大学同学数次接触中，我发现，他们普遍热情、善于表达，并且乐于且把握一切机会与另一个世界（比如来自中国的我们）接触交流。而学生间的差别似乎成为了中英两国践行通识教育时需要着重关注的一个角度，让学生敢于自信地表达自身观点，又能谦逊包容倾听他者观点，并且不为固有观念束缚，这样的开放思维在国内即使是顶尖大学依旧缺少的。尽管新雅书院学生或可以称为清华大学最擅长表达与接收的一群人之一，但相较于牛津大学依旧有所欠缺。

而清华与牛津大学相比最值得关注的区别，或许并不是导师制，而是学生间的存在的差异，一个学生敢于摆脱常识和固有观念去拥抱这个世界，敢于表达自我并接受差异，而且对于知识本身保有热情与积极性是接触真理的第一步。

为什么导师制适应牛津大学的学生？尽管前文提到导师制或许可以帮助内向型学生表达自己，但另一当面，更多的牛津学生确实是善于表达、主动积极的那一部分学生，他们确实有能力抓住一切机会，确实善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导师制促进了他们这一点，使得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愉快而受益良多。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的这种特质值得我们关注，而探究这一特质的形成，则与这些学生大学之前的通识教育必然存在关系。

通识教育何以重要？经牛津之旅以及半年的通识课程后，我有了全新的认识：何以中国大学需要通识课程而牛津不需要？这事实上是因为国情不同，中国大学需要通识课程，是因为中国学生需要这样的一段学习经历去寻找自己的专业方向。刚刚走出应试教育之门，对自己的人生还未有清晰的规划，对相关的专业课程更是缺乏了解，这时候，正需要用通识课程引领其抬头望世界，不仅是学习新的知识，更是反思与自省，不断地重新咀嚼内心已有的认知，打破偏见，去不停地换一个角度理解既存事实，从觉得“它应该是这样”到质疑“它为什么是这样”、思索“它还可以是这样”、改变“它不能是这样”，同时接受力与理解力大大提高，世界不再止步于手中的书本，它将有无限可能。而正是因为了解到世界之大，才对知识产生真正的渴望，并保持好奇与谦卑。

另外一方面，在这样的认知过程中，因为有着对于自我需要以及自身使命的再三推敲，使得学生更加了解知识对自己的意义，并对知识产生强烈的渴望，产生了学习的主动性，这一种良性驱动比考试等强制手段往往会更加有效。

所以说，在模仿tutorial之前，如何提升学生的自觉意识、自省意识以及包容心，是所有大学应当首先关注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牛津大学不乏接受相对中式教育成长的中国留学生（“相对”中式的原因：他们大多出自国际学校，接受的教育较传统高中教育更加通识一些），但这样一批学生，最终也很快融入到牛津无处不在的通识氛围中，譬如在贝利奥尔学院遇到的中国学生就提到，他很乐于在专业课程之后多花上四十分钟时间去听他感兴趣的艺术讲座。而改变他的又是什么？氛围？

在一个多数人热衷于艺术与美且处处皆美的环境里，依旧冥顽不灵的大概是最固执愚钝的灵魂。

牛津街头

过去、现在和未来

牛津大学是一个十分注重传统且本身就意味着传统的古老学校。在参观每一个学院的最初，我们了解到的，总是这个学院的历史，即使是与新学院比较显得相对年轻的圣彼得学院。与牛津大学这一氛围对应的是，在牛津，有相当多的学生学习历史，而历史这一专业，在大多数中国学生看来，都是极其需要勇气或者迫不得已才做出的一个选择。

本次牛津之旅我的最大收获，是对于PPE专业的全新认识，牛津的教授认为这个专业的有趣之处在于，哲学（Philosophy）、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ics）事实上就是当代历史，更确切的说，是当代历史绕不开的三个母命题。而由此反观牛津人对于历史与哲学的注重，可以发现并非全无道理。

在与牛津大学学生的交流中，我们惊奇的发现，他们几乎从不担心自己的未来，甚至也没有眼下清华学生常有的一些烦恼，比如GPA等等，他们对于自己将要做什么似乎毫无头绪，却对自己此刻在做什么乐在其中。选择历史、文学这样在国人眼中没有前景的专业，承受着学业的压力却更多地享受着这个过程，当被问及大学生活的心得时，所有人都异口同声——“enjoy your university”。

是什么让牛津的学生能够如此纯粹地享受学习本身，而不用花太多的力气为未来忧愁、谋划？在与历史专业学生的交流中，我们惊讶的发现，尽管他们并不曾明确规划未来，却往往对于未来自信而笃定，历史专业的学生告诉我们，他们未来也许会在伦敦寻找金融相关的工作，并且一定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结果看似难以理解，却也可以尝试去解读，一方面，这要归功于牛津大学出色的职业咨询中心，所有对未来感到困惑的学生都能通过这个机构得到启发与答案，另外一方面，历史与金融的共同之处，是思维，而教育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给予学生思考与学习的能力而非知识本身。此外，总结接触到的几位牛津学生的共同之处：他们的假期往往是在实习中度过，知识并不曾离开实践。

但我依旧困惑，大量学习历史的学生最后选择金融的职业，与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选择经管专业，是否依旧是殊途同归？但至少可以确信的是，更多真正喜爱这一学科的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沉淀下来，而整个学校对于传统的注重也使这个学校有了自信与扎实的根基，置身于古色古香的图书馆，在书本的围绕中学习与思索，对于知识的渴求变得前所未有的真实。对于未来不困惑的原因事实是因为根本上的清醒，他们从不曾放弃去思考从何而来、将向何去、以及此刻置身在何处，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是浅薄的，他们固然为了未来而学习，但他们绝不只是为了未来的职业而学习。

另外值得探讨的是牛津同学对于考试与成绩的态度。有趣的是，在牛津，最重大的考试因为传统而拥有独特的仪式感——着长袍、别康乃馨，对仪式的坚持感中，既有牛津人对现实不妥协的精神，也有对考生友善的提醒：何为考试真正的意义？在这样一个看似滑稽的举动中，考试本身也不再显得那样让人忧惧。

牛津的评分制度也值得探讨，在牛津，人们热衷于写论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就论文以及考试评分标准而言，通过一门课程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最后大家得到的分数往往都在七十左右，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分差。这看似随便，但对于文科课程评分的实践却有一定意义，就文科课程而言，出于其主观性，为了获得高分往往会带来专注课业之外的恶性竞争，而高门槛的合格线、合格之后较小的分差以及真正重要的对于课业的及时反馈，似乎是达到使学生既不懈怠学习又不过分在意分数的一个合理的方式。

“未来不迎，当时不杂”，对过去始终留存一丝眷恋，在我看来，这大概才是真正的牛津。

牛津街头偶现彩虹

供稿：王舒艺

编辑：吕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