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铭铭

采访、整理：刘周岩

王铭铭

人类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新雅书院《政经哲研讨课3》任课教师

2000年2月，我前往非洲马里共和国参加学术会议。飞机上，看到地面从欧洲的深绿色逐步过渡到浅绿色，再从北非的灰黄色过渡到撒哈拉大沙漠的深红色和金黄色，就知道逐步接近了马里。从首都巴马科，我们搭乘一架苏制小客机前往著名的通布图市（Tombouctou）。

这座古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方边缘上，离尼日尔河不远。它在西方大名鼎鼎，出发前，我和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几个同事提到要去通布图，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选择在这里开会，是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和小说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的主意。一路上，埃科比谁都兴奋，一面翻着法文和意大利文的关于通布图的书籍，一面大声唱着一首显然是他即兴编出来的进行曲：“通布图，通布图，我们迎着太阳前行……”

抵达通布图，知道它是省会，但当我漫步在沙地街道上，一路望去，却看到一个神似平凡华北村庄的地方。然而，正是它，激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我在伦敦读书时，不少老师是研究非洲的，听他们的课，我有过一个大体的“非洲形象”，那让我曾误以为，欧洲人来之前，非洲只有欧洲人类学家热衷研究的原始部落。老师们也讲“文化变迁”，不过起点是西方探险家到达非洲。

我们参观了通布图档案馆的一批新出土的古文献，翻着故纸堆，馆长说，纸上写的是阿拉伯字母，但语词却是通布图方言，而其中一大部分内容，则是关于中草药的！这足以表明，这里在西方探险家进入之前，文明已在此融汇交织。有位地方老者告诉我，11世纪前，作为黑非洲的一部分，通布图曾受印度文明影响，之后，伊斯兰文明传进此地，清除了原有的“印式巫术”。15世纪，通布图已建成一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其地位如同“非洲的牛津”。

我意识到，我学过的西方人类学既存在“原始化”非洲的问题，又存在将“欧化”与“世界化”等同看待的问题。

遥远的通布图，奇异之处颇多，却似曾相识。这座小城总让我想起我国的喀什和泉州，尤其是我所熟悉的后者。那曾是“海隅偏藩”，在国内外人类学家的笔下，是家族和“民间宗教”的典型。但就是在那里，“五口通商”之前数百年，早就有了“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的胜景。泉州的历史，曾启发我质疑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的“破裂式现代性”理论的历史时间性，写成《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通布图之行更让我醒悟到，西方中心的历史时间观，对世界的“污染”是全方位的。世界上不少地方，早在西方势力进入之前，就有了我们当下爱谈的世界主义了。无论是通布图还是泉州，在历史上都更具有世界主义特征，而如今，通布图的繁华成为往昔，它的大学也消失了，泉州则在内部和外部的相继挤压下，持续“被本土化”。

在通布图开的学术会上，埃科提议我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讲了“天下”概念对于更新人类学认识方式的价值。与会的个别学者面露疑惑，但一个巴马科大学的同行在我讲完之后激动地说：“这篇论文很重要，我们非洲也不是部落社会，而是天下！”

这个评论让我难以忘怀。的确，倘若跨文化研究没有建立在承认所有民族的思想世界的“天下性”之上，那么，跨文化研究所鼓励的“互惠知识”又何以可能？

回到美国，我继续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人类学的中国问题”课程，也到其他地方讲座。比如当年4月我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公开讲座，具体内容还是对“天下”的诠释，关注的是这个古老的概念对中国学术潜在的刺激。当时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之职，于我，芝大是个学术圣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创建燕京学派时，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在这个学派的起源地，我开始体认中国社会科学这一重要局部70年来的遭际，思考我们该从何处“再出发”。

回顾学科历程，我认识到中国人类学的本色是“国族营造主义”的，海外从事过田野工作的学者也并非没有，然而无论哪个学术阵营，学者们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国内的乡村和少数民族区位。但吊诡的是，它采纳的历史时间格式却总是西来的，深受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历史观的影响。总之，以“国族营造”为诉求，这门学科并没有“以天下为己任”，也因之，很少为我们理解诸如通布图和泉州那样的文明交融场所提供合适的概念和方法。不仅人类学，中国的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其实也如此。

通布图只不过是我行走过的许多地方中的一个。然而，这座黑非洲古城让我想得特别多，它的形象，一直启迪着我。过去这十几年里，我的学术工作沿着两三条线路展开。我的田野工作重心，从东南沿海转向西南。在西南，围绕费孝通先生的“魁阁”“藏彝走廊”，李安宅先生的藏文明，及林耀华先生的嘉绒，我带着几组博士生做研究。这批新一代学者，从仪式、历史记忆、物的流动、土司人生史、山川等角度，切入他们的田野地，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对我来说，他们的研究共同表明，在被我称为“典型中间圈”的西南，诸如通布图那样的古代世界主义图景，到处可以找到印证。这个地带的确有其“封闭性”，但也鲜明表现出文明的交流本质。

遥望古代人文传统，我看到，“他者为上”的认识态度在古代文明里早已有之；如果说我们当下的学问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缺憾，那么，这个缺憾并非自古有之。这些读史感受，汇合成《西方作为他者》一书。离开通布图一年后，我还到过法国阿尔卑斯山区调研，此间我也正在琢磨“三圈说”，后来，我借定义这个概念指出，中国人类学除了研究汉人社区（核心圈）和少数民族群体（中间圈）之外，还应当更多地研究华夏的“外圈”（域外）。我不断地写作、讲课、研究，发表我对这一中国人类学新方向的期待。2017年3月，我有幸被大英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选为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纪念讲座主讲人，作为走上该讲坛的第一位非西方学者，我引据了不少文明关联的案例，阐述自己对这方面研究的思考。

今天距离2000年又是近20年了，令我乐见的是，“异域研究”这个中国人类学新方向得到了更多重视，产生了更多成果。不仅在北大，而且在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位于所谓“周边区域”的云南、新疆、厦门、广州等地的高校，有了不少“海外民族志研究”和“跨境民族研究”。当然，不能以为到异域去，在世界不同地方重复所谓“民族志”工作就能带来学术的进步。比地理视野的拓展更为急迫的，是培养“文化自觉”这项工作。而真正的“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知自明，而非其他。我们若有足够“自信”，那么起码我们应有勇气承认，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样围绕着自己的家园创造了各自的中心。自以为拥有天底下唯一“合情合理”的文化，会使我们失去理解自己的机会。

我总是觉得，我在远到撒哈拉沙漠、近到我国东南和西南看到的这种历史“废墟”，都内含着壮丽的文明关联图景，它们即使得到过渲染，也未必得到过真诚的领悟。不是说文明关联一定是美好的；相反，在历史上，它导致过悲剧。然而我们依旧必须看到，这一关联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方，其推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绝不是近代以来那些“霸权性”势力带来的。作为人类学研究者，我必须面对它、理解它、解释它。

今天这个时代，如何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而且有很强现实意义的话题。费孝通先生曾提出16个字，用以形容“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要做到这些，其实并不容易。要真正为这些做出贡献，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域外学者，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