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莉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新雅书院副院长

20世纪中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爆发， 随着前苏联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成功， 世界大国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科学技术与军事装备的竞争。科技进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一个新的科学的时代呼之欲出， 日渐衰落的人文主义传统受到严峻挑战。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面临民族士气低落、帝国瓦解、经济复苏、高等教育改革等一系列紧迫问题。在此背景下，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有感于战后英国总体实力下降，从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知识分子的隔膜、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学科分裂入手，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演讲， 引起西方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九年之后， 正当斯诺的“两种文化”命题持续风声水起，其演讲文稿甚至被写进了中学教科书的时候，剑桥出身的20世纪文学批评家利维斯俨然拍案而起，在其执教的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里士满演讲（Richmond Lecture）：“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 将“两种文化之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大洋两岸各路著名学者纷纷介入其中，争相表达各自对人文和科学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的见解和期许。本文意在梳理和辨析利维斯《两种文化？C.P. 斯诺的意义》一文的成因和得失， 以期对当下中国大学的人文和科学的价值定位提供参考。

一

1959年5月7日，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瑞德演讲(Rede Lecture)。演讲从四个方面表达了他的主要观点：（一）英国社会已不存在某种共同文化，而是两种文化——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和科学家的文化。两种文化之间互不理解甚至敌视，人文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家们对人类境况盲目乐观且后知后觉，科学家们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缺乏远见且疏远他们的兄弟，二者之间的隔阂和分离将使知识和社会的发展蒙受损失。（二）科学家们“心系未来”，人文知识分子却是“卢德分子”（Luddites）即“天生的机器破坏者”，他们竭力阻挠用科学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三）科学革命提供了改善世界各地人们社会境况的可能性， 整个社会的处境可以通过科学家们的努力得到改善。（四）科学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有能力而且应当通过教育改革，帮助推进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科学革命的进程。

C.P. 斯诺

这次演讲的全文发表在1959年6、7月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的英国《对决》（Encounter）杂志上。同年8月该杂志还以圆桌笔谈的方式刊载了国际学界名流对斯诺演讲的回应，以期进一步渲染斯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重提“两种文化”的现实意义。根据波奈特（D. Graham Burnett）对剑桥大学出版社档案的研究，演讲结束后立刻受到了来自国际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观察者》（The Observer）、《对决》（Encounter）等期刊都正面肯定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命题揭示了时代的基本危机和知识分子的两难困境。1959年，演讲稿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复又得到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多数人称赞斯诺对两种文化分野的“精彩”和“睿智”的定义。《听众》(Listener)宣称斯诺拉开了科学与文化“伟大辩论”的帷幕，人们对斯诺演讲的重要性已有“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物理研究所公告》（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美国科学家》（The American Scientist）、《自然》（Nature）等科学期刊表示欢迎斯诺对科学教育的倡导，并且毫无批评和保留地引用斯诺演讲中的观点。亚非国家如日本和南非，也因斯诺的演讲关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状况对其表示热烈欢迎。大多数人认为摆脱文化分裂境况的正确出路是提高科学的地位，并提升非科学家的科学素养。一时间， 科学至上的呼声甚嚣尘上。

另一方面，反对和批评的意见也不绝于耳。斯诺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老友、剑桥史学家J. H. Plumb，在1959年《对决》举办的圆桌笔谈中就对“两种文化”的假设提出质疑。他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只看到问题的表面，实际上英国社会的分裂主要表现在阶级层面而非学科和专业层面——固步自封的上层中产阶级与坚定进取的下层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之间的分离和冲突是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利维斯在剑桥的同事、 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家本托克（G.H.Bantock）批评斯诺不理解人文知识分子对工业化回应的复杂性——“文学知识分子最核心的不满是对伴随着技术控制自然力量而出现的某种自信专断的意志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尤其是19和20世纪”。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尤德金（Michael Yudkin）是反对派的重要一员，他在《斯诺爵士的瑞德讲座》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斯诺文化敏感度和理解水平的失望，指出斯诺演讲“有倾向性，论述不清楚”；斯诺在未作解释或证明的情况下，武断得出结论，仿佛他的判断或结论是毋庸置疑的真理；由于论证松散，经不起推敲，很容易让细心的读者对其主张的价值产生怀疑。尤德金重点批判了斯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观点。他指出，斯诺把具体的科学知识当做科学文化的本质，并将科学知识与艺术体验等同起来，而这两者是不能在同一维度进行比较的；斯诺所谓科学技术在英国边缘化的论点与事实不符， 实际上，科学技术在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得到空前的重视——“政治家、工业家和大学教师没有一天不在报纸上鼓噪培养更多的科学家， 投入更多的技术研究经费和进行大学的扩招。”利维斯晚年推崇的科学哲学家勃兰尼（Michael Polany）提出相近的反对观点， 而对斯诺观点最猛烈的批评却来自剑桥文学批评家 F. R. 利维斯。

F. R. 利维斯

利维斯和斯诺同为剑桥的知名学者。斯诺原是化学和物理出身，是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院士。后在工党政府任职，写过几部以剑桥大学和英国政府为背景的小说。在与利维斯发生“两种文化之争”之前，斯诺曾两次写信给利维斯对他所创办的文学批评期刊《细察》的停刊表示惋惜。两人之间并无任何个人过节。

利维斯创办的《细察》杂志

斯诺发表演讲后，利维斯起初并未在意，他甚至认为斯诺的演讲哗众取宠，不值得严肃的批评。但是三年后，媒体和大众对斯诺的好评和追捧越来越让利维斯感到不安——“让我吃惊的是，它很快就被当成经典……中学六年级的老师们让孩子们把斯诺的文稿当作内容深刻、表达明确、格式优美的范文来阅读，并把它作为考试素材。”大众的麻木不仁和误入歧途的价值判断引起了利维斯的强烈警觉和不满， 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戳穿斯诺演讲中的种种“谬误”。1962年，在唐宁学院的里士满讲坛（Richmond lecture）上，即将退休的利维斯发表了震惊西方学界的 《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的演讲，对斯诺以小说家和物理学家的双重身份，以倡导文理兼融为名， 情不自禁地为科学主义大唱赞歌发起猛烈的嘲讽和攻击。

在演讲中，利维斯首先表达了对斯诺自信满满的权威腔调的不满。在利维斯看来，斯诺对在文学、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无知使他没有资格以一个权威人士的口吻来谈文化。由于缺少常识和自知之明， 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是一个“伪命题”；只有一种文化（科学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就是一个民族经由语言集体创造的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学是其最高范式。将第二热力学定律等科学专业问题与莎士比亚等文化常识问题相提并论是荒唐可笑的。所谓“斯诺的意义”，正在于其中的反讽意义——斯诺充其量是一位现代工业文明生长出来的新型“文化”的代表，他代表一种现代文明的征兆，一个用外在的、物质的和机械的文明来围剿和摧毁内在的精神文化的反面教材。他的瑞德演讲无非是借“两种文化”之名，行科学主义、大众文化和技术边沁主义之实。最令利维斯不安的是20世纪文明的堕落——一个造就了斯诺又转而将他“接受”和“创造”为“一个知识的权威”的20世纪文明，无疑进一步从事物的反面揭示出斯诺的意义和斯诺的重要性——斯诺的无知实际上是20世纪英国全社会的无知、斯诺的功利是英国20世纪全社会的功利， 这在有文化的19世纪是不可想象的：

他对历史一无所知……他不理解文明的变化，这些变化产生了他所谓的“文学文化”，使C.P. 斯诺在其中能享受到杰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在了解到六年级学生在努力钻研他的瑞德讲座时能无愧于心、并自认为是高等教育界的权威人士——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现在仍然存在）在19世纪完全无法预见的事实。

可见， 利维斯的矛头同时指向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和社会所依附的现代文明。他的里士满演讲， 通篇措辞犀利，语气强硬。斯诺被指责为一个“在智识上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人”、 “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令人尴尬的庸俗的文笔”、“一个不值一提的人”。而对斯诺的小说家声誉，利维斯更是毫不留情：“他不是一个小说家：斯诺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小说家，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不存在， 他还没有开始存在”，“他不知道小说是什么”。他还点名批评斯诺新出版的《艳遇》， 一本畅销英美和苏联的小说是“无力的习作”。对斯诺的主要观点，他径直指责为“完全不自知的、不负责任的、极端幼稚的言论， 如果将此称为思维活动， 那就太抬举他了。”

利维斯发表演讲的唐宁学院

演讲第二天英国广播公司BBC就做了报道。半个月后（1968年3月9日）《观察家》全文转载，引起更大的轰动。一时间物理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评论家等各路人马纷纷参加论战，“两种文化之争”或“斯诺－利维斯之争”迅速见诸各报刊媒体和学术讲坛。仅一个月内《观察家》共收到42封读者来信，其中大部分人支持斯诺。但是力量的对比由于《观察家》本身的一篇社评对“两种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斯诺和利维斯、人文与科学孰是孰非、孰重孰轻， 一时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

仔细阅读利维斯的演讲全文，可以清楚地看到， 利维斯从三个方面批驳斯诺。他首先谴责斯诺演讲的风格，指出斯诺的语调暴露了一种想当然和缺少自知之明的技术官僚的自负，而他的论证则是由一些不值得严肃批评的陈词滥调堆砌而成。斯诺同时以小说家和科学家自居抛开历史谈论文化，使利维斯不能容忍。他否认斯诺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斯诺只会讲述（tell）而不会展示(show)；他的小说没有“生命”，他笔下的剑桥大学学术界散发出“毫无文化内涵的陈腐之气”。其次，利维斯认为斯诺的成功并非建立在卓越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纯粹批判上；斯诺在演讲中所涉及的科学方面的言论都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完全没有体现他曾接受过科学教育的专业训练。第三，斯诺不假思索地将人文知识分子转换为或等同于传统文化，这无异于削弱传统文化应有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文化传统由二者总和而成）；斯诺身处“权力走廊”的高位，自认为是“权威”的化身，但却代表着当代社会智慧与情感水平下降的文化“征兆”；斯诺所定义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他笔下变成了“艺术与生活的敌人。”

利维斯的批评和谴责在外人看来不免刁钻刻薄甚至言过其实， 但深入了解斯诺和利维斯的一贯言论和主张的内行学者无不谙熟其中缘由。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现象并非横空出世或空穴来风， 实际上，早在18、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 德国的歌德、席勒、狄尔泰，英国的柯勒律治、雪莱、阿诺德就非常关注所谓两种文化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分离（理性对感性的压制）， 并将他们对诗歌、文学和审美救赎的诉求倾注笔端。著名的雪莱和皮克科的科学与诗歌之争、阿诺德和赫胥黎的人文与科学之争等无不昭示西方知识界对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后的严肃思考。社会挑战、文化危机必然带来认知挑战和思想激荡。如果科学主义者强调为了能够理性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抛开情感、直觉和个性， 那么人文主义者则主张超越主观和客观、感性与理性、精神和物质的对立， 从整体上把握这个世界。尽管斯诺强调需要在两种文化之间架接桥梁，但他的立场并非中立， 而是情不自禁地偏向科学文化——他反复强调， 只有加大对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投入，才能解决现实危机和问题。而这在利维斯看来恰恰暴露了斯诺“对历史、对文明的性质和文明最近发展的历史，对工业革命中的人类的历史，对人在工业革命中的意义，对文学的历史、对文学这种人类合作创造的性质的彻头彻尾的无知。”这里的无知，是指对工业革命的后果和代价、对文学家们在作品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动机和意义的无知。

1851年伦敦“水晶宫”博览会

斯诺断言，造成两种文化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人文知识分子没能理解并且拒绝接受工业革命， 为此， 他指责“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是天生的机器破坏者”。在他看来，19世纪以来的一大批英美文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如罗斯金、莫里斯、梭罗、爱默生和劳伦斯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仅仅是对工业革命“恐惧的尖叫”。工业化是穷人们唯一的希望。“健康、食物、教育，只有工业革命才能给穷人带来这些”。斯诺认为， 拒绝工业革命可以是个人选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让它发展得更好。可见， 斯诺的大多数言论简单直白，有时甚至朴素得近乎幼稚。由于缺少细致入微的历史论证和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总体思辨， 斯诺的行文显得苍白无力，但口气很大，这无疑是激怒利维斯的主要原因。

利维斯对斯诺的主要判词如下：斯诺漠视个体生存状态，对文学和历史的理解肤浅幼稚，对“美好未来”盲目追捧，暴露出他所代表的文化的典型特征，即将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视为终极目标，而无视文明进程给人性和人类精神状态带来的严重问题。然而， 最令利维斯忧心忡忡的是，大众媒体在树立斯诺的公众形象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这更加说明当代文明是如何腐蚀了文化——它使大众媒体丧失了应有的审视和价值判断力。在斯诺的文化圈子里——包括科学文化和《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卫报》(The Guardian)和周末报共同构成的文化圈子里，所谓“科学家骨子里心系未来”、“人文知识分子是天生的机器破坏者”这些陈词滥调犹如流通的货币充斥演讲全文，构成他所代表的“文化”的生动写照，它不仅是那个文化圈子里的大量流行话语的集成，更是这种文化存在的证明。而这个文化圈子的本质特点就是毫无意识——对“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毫无意识，对他们自身的无能和局限毫无意识。这里， 利维斯将斯诺及其追随者一网打尽， 斯诺所说的文化显然不是利维斯心目中的文化，“斯诺的意义”正是滋养和纵容了这种文化， 而他本人又被这种文化所豢养和吹捧， 如此循环往复，其长久影响可想而知。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利维斯是如何逐条驳斥斯诺的。

斯诺以科学家和作家双栖身份自居，从两种文化的对立讲起， 但却多次偏袒科学家， 他断言科学家滑入个人孤独深渊的危险性较小，因为他们更倾向于改善社会处境。于是他赋予科学家们一种优越性，因为他们能看到社会的希望并努力去实现它。利维斯对斯诺割裂科学家与社会的联系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问道：“与个人处境毫无关系的社会境况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希望’能超越、抹杀、漠视每个人不可避免的悲剧状态？如果人们希望实现的没有悲剧的处境不存在于每个个体，那它到底应该存在于哪里？”他认为，斯诺不理会个人更深层次的人性需求，一味强调整个社会的终极目标，他不了解个体处境和社会关系的困惑是“这个文明典型而严重的困惑”，所有具有创见的作家都尝试在他们的作品中对这一困惑进行一次又一次地诊断。D.H.劳伦斯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对西方文明本质和历程的研究上”，坚持答案只能在个体的生活中寻找，而“个体生活不能以任何方式被定量化地聚合、等同和对待”。利维斯强调，劳伦斯主张人们应该“活在当下”并忠于“自我”，而斯诺却对此全然不知不顾，鼓动人们把个体生活放置一旁，靠着“有果酱的明天”(jam tomorrow) 这一纯物质层面的“社会希望”去生活。人文学者经常追问的“为何——最终为何？人最终靠什么而活？”（What for——what ultimately for? What, ultimately, do men live by?） 此类关于人类生活和生命价值的追问，好像从来没有进入斯诺的认知视野，而这些问题正是“催生伟大艺术的创造动力”。利维斯高度重视有意识的生命，强调正是通过了解伟大的文学作品，现代文明中的个体生命才会得到深度的拓展。而斯诺却未能认识到文学的这种巨大作用， 仅凭这点，如何称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D.H.劳伦斯

斯诺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文学家们对工业革命的反应和批判称作是个人拒绝和“恐惧的尖叫”，认为“20世纪早期的某些艺术作品和最愚蠢的反社会情绪的表达方式之间有某种联系，而文学知识分子却很难看到这一点”。对此粗暴谴责， 利维斯愤然拒绝。他指出，英国文学家们出于对工业革命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整体性影响的深刻关切写出了关于一个时代的绝唱。“真正的杰出头脑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对这个时代的特点和挑战予以回应，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真正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地照亮、预测和影响这个世界。”与这些先知先觉的文学家和小说家的真知灼见相比， 斯诺信口开河，随意替换使用“文学文化”、“传统文化”、“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等概念实在显得轻浮和无知。在将“有果酱的明天”当作物质生活的标准乃至发展的准绳时，斯诺显然忽视了人类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心智的健康和精神的追求。利维斯强调，他并不否认科技带来的人类外部文明的进步，也不否定科学教育的必要性，他只是想说仅仅关注“有果酱的明天”是远远不够的——斯诺就是一个例证，除了“有果酱的明天”，还应该有一种真正的生活，这是一种通过了解真正的文化才能实现的生活。斯诺的问题正在于将物质水平的提高看得高于一切而将对人类存在价值的忧虑视为琐碎和短视。他似乎不明白在现代工业社会中， “物质水平”（standard） 与“生活质量”(quality) 和“幸福指数”往往不成正比，文化上的短视和无知造成了他对工业文明前途的盲目乐观和自以为是。

“通过了解真正的文化，追求真正的生活”是利维斯想要传达的正面信息。面对一个加速变化的未来，人类需要“理解和把握完整的人性”，并需要一种“创造性地回应时代发展带来的新挑战”的敏锐直觉。与斯诺将科学知识和文学常识放在等同位置的立场不同，利维斯相信正是通过对文学的学习，尤其是对本国语言文学的学习，人们才能够对“第三领域”有更好的理解。“第三领域”是一个人类交流的领域，它不只属于私人范畴，也不完全属于公众范畴；它是一个人类思想汇聚并互相碰撞的领域，语言使其成为可能，语言本身就是一代代人通力合作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当人们创造性地回应“第三领域”时，它才会存在于人的思想中；它是由个人判断形成的某个特定领域，所有“让人拥有人性”的东西都属于这个领域。文学属于这一领域，因为以个人判断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创造过程”。文学无论在人类活动还是在人文教育中都占据无比重要的位置， 因为文学存在的本质是“某种鲜活但只能在现世、在个人对其创造性的回应中得以存活的东西，无论是一个文化群体还是某种文化意识，个人的集体参与能使这些东西重新复活并永久保存下去”。通过接触文学，人们得以理解和把握完整的人性，而文学的鲜活生命只有当它被个人思想所理解、批判、丰富后才能得以实现。这个关于语言和文学的信念贯穿了利维斯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的始终，它构成利维斯大学理念的核心内容。因此，在演讲结尾部分，利维斯援引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学在现代大学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预言人们将通过对文学和语言的研究来拥有对人性的完整体验，这项教育任务应该在以英文学院为中心的现代大学中加以实现。

利维斯对斯诺的肤浅的功利主义和他对大众的误导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但遗憾的是，演讲中极具讽刺挖苦之能事的狂轰乱炸影响了其主题思想的有效接受和传播，在演讲的现场就有丘吉尔学院的一拨人离席而去，以示抗议。大洋两岸知识界的公众舆论也一度倒向“可怜的”斯诺。就连对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赞赏有加、在英美知识界颇有影响的纽约人文知识分子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也对利维斯的“难以容忍的口吻”提出批评， 尽管他认为斯诺对政治目的的过分追求扭曲了他的判断，利维斯对他的批评整体是正确的。

令人遗憾的是，里士满演讲发表后，学界聚焦更多的是利维斯用词带有人身攻击的尖刻态度， 而不是斯诺命题的真伪和是非。利维斯甚至被扣上了为了文学而反对科学的帽子。更令人沮丧的是，他对斯诺的严厉谴责被视为两种文化冲突和分裂的实证。随着争论的继续，斯诺和利维斯分别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阵营的典型代表。“斯诺-利维斯之争”成为“两种文化之争”的代名词。这个结果是利维斯不愿意看到的。他的本意是要推翻“两种文化”的二元对立， 不想结果反而被这个对立所牵制。其实，就像他不反对哲学一样，利维斯并不反对科学，“我对英国文学的关切并不意味着我对科学或其他专门研究的忽视”，他更不赞成文学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思维模式，始终坚持只有一个文化传统。说到底，科学发展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是通过人文来确定和实现的。科学与人文的割裂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世界的本然或应有图景。文学所表达的鲜活的生活和生命能够帮助人类找回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从而回归海德格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生活世界里，人文和科学是相互统一、合二为一的。

面对学界沸沸扬扬的指责和批评，利维斯坚持认为他的里士满演讲是一个“经典”。与此同时， 他意识到他对斯诺智商的攻击影响了演讲主题思想的传达。在今后的若干年里，他继续批评斯诺所代表的所谓“启蒙”的正统说教，但尽量避免人们误解他的主要观点和本意。在后来发表的《〈细察〉回顾》（Scrutiny: A Retrospect）和《机器破坏者？或许只有一种文化》（Luddites? Or There is Only One culture）等文中， 他很少提到斯诺的名字，以免读者误以为他仍在攻击斯诺。至于其他人对斯诺的辩护和对自己的批评，利维斯认为这只能说明文明的堕落和自己观点的正确和击中要害。由于此次争论，利维斯的名声大噪， 斯诺则迟迟不敢公开应战。只是在1963年10月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再看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 A Second Look）的文章，强调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科技革命的必要性，并提出侧重数字统计和调查论证的社会科学是“第三种文化”的概念。“第三种文化”概念的提出，引起了新一轮关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争议。和美国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没有古典社会科学的传统，文化、文学、艺术是审视和检验社会文明高下的温度计。利维斯们在关注文学研究的社会维度时， 更倾向用“人类学-文学（anthropologico-literary）”的概念， 侧重的是语言承载的内在价值和普遍人性，而不是统计图表和数据所陈列的坚硬的数字。到争论的后期， 斯诺甚至担心，这场论战会影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仅从这一点，利维斯说他智力低下、毫无自知之明似有几分道理。斯诺的小说与“伟大的传统”之列的小说相比，显然是相形见绌。斯诺是小说家， 只不过他不是利维斯意义上的小说家，不是乔治·爱略特，不是狄更斯， 更不是劳伦斯。他所说的“文学文化”决不是利维斯所说的“文学文化”。

然而，虽然斯诺的演讲存在明显疏漏和不足，他确实指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在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的现代社会，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教育问题。虽然在里士满演讲中利维斯完全否定了斯诺“两种文化”的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意识到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存在的隔阂与分歧，真正使他焦虑的是， 斯诺所言的文学知识分子不足以代表整个文化传统，“科学家心系未来”也不足以确立“科学文化”的文化地位。他认为无所谓两种文化，只有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 斯诺等实用主义技术官僚所憧憬的工业文明的未来正是利维斯等人文知识分子所担心和反对的。利维斯承认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大学教育的本质不在于某个行当的专业化训练，而是培育心智、造就人格、提高判断力：“大学不仅仅是各个专业院系的组合，它更应该是人类意识的中心，而人类意识包括：洞察力、知识、判断力和责任感。”对他而言，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区分不能被视为两种文化的分裂；仅仅关心科技的发展和“明天的果酱”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有一种真正的文化，这种文化（也包括科学思想）存在于人类自身语言形成的伟大作品中，它将指引人们“为民众所喜提供真正的原则，为民众所望提出确切的目标”。

三

利维斯和斯诺的“两种文化之争”，究其实质，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历史观、教育观和社会发展观之争，是传统与现代、人文与技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之争。透过斯诺显在和潜在的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揭示现代文明的衰落征兆和危机，是利维斯里士满演讲的意义所在。罗伯特·维兰在分析这场争论的历史意义时援引特里林指出，斯诺和利维斯在对英格兰（家园和责任） 的忠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无论是斯诺强调科学对于文化的重要性,还是利维斯坚持需要在人文教育和道德价值的框架中理解科学, 都对教育的本质提出了最为深刻的问题。如利维斯自己所说，他与斯诺论争的焦点正在于他们对大学使命的不同看法，斯诺貌似调和人文与科学的紧张和疏离， 实质却是情不自禁地为科学主义、大众文化、技术至上和追求物质上的“美好生活”的边沁主义(Benthamitism)暗唱赞歌。而对于大学教育， 令利维斯担忧的并非所谓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分离， 而是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缺少一种一以贯之的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心智教育，这种教育将能促进大学内部各专业、各学科有机会沟通与融合。他深信，人类意识的保持和完善，文化的传承和文明的振兴要靠文学和针砭社会时弊、提升道德水准、坚守价值判断的文学批评来实现。

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两种文化之争自古有之。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诗人逐出共和国开始，诗与哲学、与科学的战争就已初见端倪。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对自然界的认知被看作是哲学的范畴；17世纪，有关自然的研究成果开始被视为真正的知识, 自然哲学家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具有权威性。在此方面，培根的《学术的伟大复兴》（Great Instauratio）率先肯定了实验方法的优越性:“所有在我之前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只在事实、实例和经验上停驻一两眼,而后直接调用自己的精神以期神谕，好像发明只是一种思想的运动。相反，我长期停驻于自然界的事实前,我的理解力与事实间的距离不超过视觉体验中物体的图像与光线聚焦的距离；因而，卓越的智力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重要。”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时期开始, 一种关于不同知识类型间的分裂的焦虑越发显著，经过德国哲学家和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 1911）的演绎，哲学与诗的分垒衍变成人文学与科学的对垒和博弈。19世纪晚期,英语“science”一词的使用缩小到物理或自然研究的范围。这一狭义范围的使用表明自然学科（科学）与其他学科（非科学）之间存在明确的分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然科学开始挑战传统人文学科和宗教的主导地位。科学与人文之争的焦点从此更多地转向教育。

英国的公学

在英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学教育成为一种将重心放在古典学和数学上的精英教育。“出于社会和知识原因，一直到20世纪，先在公学接受古典教育、再到牛津或剑桥求学，仍被看作是最优越的教育经历”。和中国科举制度实行时期一样，人文学科在教育和政府管理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虽然1850年科学教育被纳入剑桥课程，但它仍需为在课程表中占据更大分量而斗争。正如柯里尼在1998年剑桥版《两种文化》的导言中指出，“从与教育和研究相关的社会机构的发展中可以看出英国历史上特有的两种文化焦虑的发展谱系。”一方面，人文知识分子呼吁普及自由教育以促进社会健康；另一方面，科学倡导者则努力在教育和社会机构中争取更大的舞台。两者之间的博弈在19世纪“马修·阿诺德和T.H.赫胥黎之争”中昭然若揭。

1880年，在梅森理学院（伯明翰大学的前身）成立仪式上，著名的博物学家和科学教育倡导者T.H. 赫胥黎发表了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学院创始人约西亚·梅森先生为该学院定下的三条禁令之一是：学校不得提供纯古典文学指导与教育。赫胥黎对新成立的梅森理学院不设单一的古典文学教育表示热烈的称许：“为了获得真正的文化，完全的科学教育至少与完全的文学教育同样有效。”赫胥黎认为，科学不但带来物质享受和好奇心， 而且还能保持阿诺德所说的“对生活的批评”，因此，“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他特别强调单一的文学课程不可能提供这种批评的全部内涵，如果不知道过去100年中物理科学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生活批评。“单就知识和精神领域的进步而言，我个人认为如果脱离物理科学的成果，不论民族还是个人都不会真的前进”。对赫胥黎而言，文化可以被看作是最终目的，“虽然终点只有一个，但适合某个人到达终点的道路可能与适合另一个人的完全不同”。他坚信，“为获得真正的文化，专门的科学教育至少与专门的文学教育同样有用”。实际上，作为科学家和教育家的赫胥黎， 骨子里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曾多次宣称科学与人文同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二者共同构成现代文化的整体。尽管如此，阿诺德仍然觉得有必要在当时强大的科学主义攻势面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澄清。

T.H. 赫胥黎

1882年，阿诺德在剑桥大学的瑞德讲坛（the Rede Lecture）上发表了题为《文学与科学》的演讲，对赫胥黎的观点予以回应。阿诺德通过阐释他对“文学”一词的理解来拆解赫胥黎对文学与科学的对比。他将他所理解的文学与纯文学进行了区分，认为“所有通过书籍传递给我们的知识都是文学”，文学中所体现的“世上最好的思想与言论”当然也包括“现代伟大的自然观察者和学者们所思考和所说的东西”。但在教育方面，阿诺德坚持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阿诺德强调，虽然自然科学的知识和学习过程本身也是有趣的、重要的，但是考虑到人性的构成，科学教育不应该是教育的主体。他解释说，构建人类生活的力量包括行为的力量、智慧和知识的力量、美的力量、以及社会生活和礼仪的力量；而且，人类天生便希望将这些力量彼此联系，尤其是将通过智慧获取的知识和行为与美联系起来。“随着我们学习和了解的越来越多，绝大多数人都觉得需要将所学所知的东西与对行为和美的敏感度联系起来……不直接与行为和美相关的知识，是工具型知识，终身沉浸在工具型知识中的人则是专家”。显然，阿诺德认为自然科学属于工具型知识的范畴。他强调，文学教育传达的知识才能满足人类的天性和本能，从而帮助人们更有意识、更完整地去生活。他预言，教育界可能会有“一段不稳定、混乱和错误的时期”，但是文学不会失去其领导地位。阿诺德强调， 虽然广义上的文学包括科学在内所有人类知识的文本，但是， 是文学， 而不是科学，给人类提供“行为的意义和审美的意义”。人们可以“通过了解世上最美好的思想和文字来认识自己和世界”，从而再次重申了他在《当今批评的功用》和《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所表达的“文化救赎”理念，突出强调了对思想和文化的供奉应优先于对物质和技术的膜拜。

赫胥黎和阿诺德之间的这场对话是19世纪“两种文化之争”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20世纪斯诺-利维斯之争的先导。无独有偶，同样的对话和争论在遥远的东方——20世纪初的中国也有上演。20世纪初由丁文江和张君劢的论战所引起的科玄大战可谓“两种文化之争”的中国版本。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反驳张的观点，指责张为“玄学鬼”。科玄大战由此拉开序幕。丁文发表后，张君劢立即写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一文，与丁文江针锋相对。丁、张的争论，引了思想界的强烈反响。梁启超先以“局外中立人”身份，制定了《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稍后又写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支持张君劢。任鸿隽、朱经农、吴稚晖等人都著文附合丁的观点。林宰平、张东逊、翟菊农、屠孝实等人则为张君劢辩护。论争后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等撰文对双方作了评判，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轩然大波，双方争论持续一年。

丁文江

张君劢

由此可见，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和对峙并无国界，它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这一对峙继而又衍生为外在的机械文明与内在的文化教养、文化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都有不期而同的生发和反映。究其实质， 科玄之争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政治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教育的功能和方向，也关系到如何理解“进步”的意义和代价。无论是19世纪中叶英国阿诺德-赫胥黎的“文学与科学之争”， 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张君劢-丁文江的“科玄大战”和英国五、六十年代斯诺-利维斯的“两种文化之争”，无不反映人类在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方案上的价值思考和两难选择。自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命题以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关两种文化的“真伪”命题仍然未有最后的定论，而关于此问题的讨论非但没有缩小两种文化的裂痕，反而加剧了各类学科之间的成见乃至敌意，并导致了普通社会大众走向重理轻文的误区。发生在1996年的索卡尔事件（Sokal hoax） 可谓将“两种文化之争”推向另一个极端，索卡尔对后现代人文学学术规范和术语的戏仿和恶作剧再次曲折地反映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误解和博弈。但是，不管争论的双方如何各执己见，人类探究知识的方法多种多样， 科学与人文，孰重孰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共同体自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在此框架下重温斯诺-利维斯“两种文化之争”， 将会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两种文化，努力寻找超越两种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可能方法。

中国的大学正面临深刻的历史变革和文化转型。近几年在清华、北大、复旦等高校改革中持续勃兴的文理通识教育的努力方向无外乎试图在新时代的中国大学里尝试推行新的教育范式和培养路径。无论是通专融合、学科交叉， 还是创新创业、国际化培养， 其背后的思想逻辑都暗含着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在新时代、新平台、新格局中的交融和对话。早在1941年，“终身校长”梅贻琦就在《大学一解》 中提出中国大学的新民使命 : “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科学创新和经济实力， 更离不开文化实力和价值影响， 而这些要通过人文学和科学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相互渗透和交融来加以创造和实现。非如此，大学“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历史使命恐难以完成。在此过程中， 迅速发展的中国大学正在经历的中西、古今和文理的对话和会通必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其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本土经验将有可能为世界性的文化命题和学术探讨提供新的维度和视角。

文章来源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曹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