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2日，以“本科教育与通专结合”为主题的第四届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教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以及来自全国七十多所高校的教育实践者齐聚清华园，共同探讨大学本科教育改革之道。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致辞

开幕式由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副教务长彭刚教授主持，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致辞。邱校长指出，2015年，清华大学联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四年来联盟在推动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促进高校间在通识教育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大学始终高度重视通识教育，近年来成立通识教育实验区新雅书院、开放艺术博物馆、设置《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等，都是推动通识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切实举措。

主题报告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教授作了题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主题报告。

蔡达峰教授作主题报告

蔡教授认为，通识教育的缘起就是为了解决通与专的问题；如何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时代更好地进行人才培养，这是通识教育产生的根本原因。通识教育是一种理念，但也是一种实践，每个学校在推进通识教育的过程中都有困惑与困难。这种实践中的困惑，首先体现在对通识课程的安排：开什么课？谁来开课？开多少课？学生怎么选课？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我们大学中的院系、教师、学生各自所带的专业属性与大学本身的公共属性之间的关系。蔡教授指出，大学原本的功能在于培养人的全面能力；随着工业化进程，大学逐渐变成了专业的集合。专业其实不需要依靠大学也能办。所以我们的大学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是，既然办了这么多专业，那么这些专业的公共属性在哪里？怎么给不同专业的学生一种共同的教育，使其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得到充分的培养？对此，蔡教授的观点是：一个大学的全体师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人才培养理念，并在自己的专业教育中把它体现好。在理念层面，“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学生的发展需要为本；“以德为先”，就是不能只关心学生的成绩排名，要培养学生有良好的三观基础再走向职业、走向社会，以确保其一生的健康发展。

与会者

蔡教授强调，通识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培养学生有健全的人格，所以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引领各种知识组合的价值目标。各个专业的教师应该想办法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专业知识组合成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专”是知识，而“通”是境界，这二者若能结合，学生、教师乃至整个学校、整个社会都会受益。总之，通识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当中，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从而保持终身健康的发展，始终为社会的进步发挥作用。

专题报告之一

上午的专题报告由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秘书长、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教授主持，联盟的四个发起校分别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

联盟秘书长甘阳教授主持专题报告

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副教务长彭刚教授以“‘三位一体’与通识教育”为题，介绍了清华大学通识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写作与沟通》课程的建设情况。“建立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体系”是清华大学的基本办学思路。具体到通识课程的建设，一方面仍以人文社科类课程为主体，另一方面力求开出更多以工程学科和基础理科为基础的通识课。彭刚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在通识教育建设方面的几项具体举措：第一，动员更多教师参与通识教育，开出更多高水平的通识课程；第二，建立激励机制，吸引校外、国外的资源，从制度机制上促使更多更优秀的教师开出高品质的通识课；第三，建立课程评估机制，保障通识课程的训练量、含金量、高品质。

清华大学彭刚教授发言

随后，彭刚教授介绍了近期广受关注的《写作与沟通》课程的建设情况。2018年5月邱勇校长宣布清华将面向大一本科生开设《写作与沟通》课程，2020年实现大一新生全覆盖。为此，清华成立了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将组建一支25人、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专职教师团队。《写作与沟通》课程的设计理念是以不同课程主题为切入点，依托高强度的阅读、小班研讨、一对一指导等方式，引导学生展开辩证思考，提炼形成文章观点，并按照学术写作规范要求进行文章撰写；同时通过课程讨论、论文展示等环节将沟通能力提升与写作训练自然融合。

北京大学李猛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教授则从具体的问题着眼，分析了通专结合的各种困境，对本科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反思。根据北京大学本科毕业调查的数据，李猛教授指出，学生由于专业课的压力，倾向于在“通选课”中选水课，而“通识教育核心课”尽管课程质量有所保证，但学生仍然难以在课外投入超出课内的时间，多数同学选择考前突击。这样一来，很多师生都会怀疑，通识课只是业余拓展修养的课程。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大学课程结构的问题：如何在以必修课、限选课、任选课方式层层拓展的专业课中嫁接通识课，是每一所研究型大学都会面临的困难。第一种最常见的做法是将通识课放在任选课中，以全校分布选修的方式要求不同知识领域的涉猎；第二种是大类培养的思路，强调对相邻学科的了解；第三种则要求通识课程有难度、有挑战性，希望通过通识核心课程对学生进行重要的能力训练。这三种逻辑都放在通识教育中，构成了相当大的冲突和问题。如何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建设推动本科课程体系的改善，李猛教授给出了三点具体建议：第一，减少课程总数，增加每门通识课程的时间配比；第二，平衡基础学科、社会科学与专业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的学术训练；第三，建立本科教育与硕士-博士教育的梯次关系，进一步厘清研究型大学中研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另外，对于现行体系下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李猛教授也给出了具体建议：第一，增加通识教育课程平时考察的比重，鼓励在考试周之前的投入；第二，增加课程的讨论与交流；第三，建设大学分的通识核心课；第四，探索通识教育课程的模块结构，改革分布要求（从分类要求转为最低限度要求）。

 

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发言

与李猛教授在整个课程体系方面的设想相呼应，来自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的报告则侧重在微观层面，从教与学两个角度，探讨如何上好每一门通识课程。孙教授首先提到了我们国内对“通专结合”的一些误解：一种是将通识教育“窄化”，期待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无缝对接”；另一种是将通识教育“泛化”，把专业教育之外的课程体系都泛化为通识教育；还有一种是将通识教育“简化”，以为通识教育只是为专业教育“锦上添花”。从根本上，中国大学需要以教育的全功能为着眼点，实现通专结合的目标。接下来，孙向晨教授谈到了复旦大学在“教与学”两方面的一些改革举措。首先是对教师的“教”提出要求，通识教育必然是教师的一场自我革命；第二是“以学为中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例如，复旦大学规定期末成绩不能超过60%占比，强调全过程的考察；由课程大纲入手落实通识教育理念；举办多种交流会、打造教学共同体等等，力图使得通识教育成为师生转变的“药引子”，充分调动大学教育的功能。

 

中山大学谢湜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谢湜教授在报告开场时谈到，自己还是一名中大历史系青年教师的时候，就开始尝试按照通专结合的要求进行教学。这也与中山大学的整体教育目标相符合，中大希望建立具有科学性、完备性和竞争性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目标是建立宽口径、多接口、大学科的精英体系，希望以点带面带动学校的通识教育和本科教学机制完善的发展道路。具体而言，博雅学院把本科培养阶段分成前两年的通识教育阶段和后两年的专业教育阶段，根据学生的专业课程发展可授予六种不同学位。尽管刚刚成立十周年，本科深造率却达到82%，深造领域总计超过16种，有高达59%的学生选择读博。在未来发展方面，谢湜教授指出，中大一方面会调整课程模块设计，使得学分不在多而在精，另一方面将投入更多师资与助教力量。此外，更好地遴选和激励核心课程的开设，并且加强顶层课程设计，持续推动本科教育中通专结合的进程。

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工作汇报

四场专题报告之后，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副秘书长孙向晨教授作了联盟工作汇报。自2015年成立以后，联盟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年会与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以及“通识联播”微信公众号、《通识教育评论》杂志等平台，沟通全国、推动交流，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作出不断的努力。另外，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从2018年开始举办“大学-中学圆桌论坛”，未来这也将成为联盟持续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

联盟秘书长甘阳教授（左二）、副秘书长孙向晨教授（左三）、副秘书长强世功教授（右一）与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李俊峰教授（左一）等在会议现场

最后，孙向晨教授宣布，经由联盟2019年常务理事会审议，今年有八所高校获批加入联盟，它们是中国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和湖北大学，自此联盟成员单位共有52家。下一届联盟年会将由武汉大学承办。未来联盟还将努力开展更多深入交流的活动，尤其希望在通识教学交流、师资培训等方面作出更多的探索。

会议间隙，韩启德院士与其他与会者畅谈

专题报告之二

在12日下午的第二场专题报告中，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湖北大学分别代表“学院大类”、“书院类型”、“行业特色高校类型”、“师范类通识教育类型”和“新生学院类型”进行报告。

浙江大学张帆教授发言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副院长张帆教授重点介绍了竺可桢学院的大类培养和拔尖人才培养。经过35年的发展，竺可桢学院现有11个主修班和3个辅修班，在读总人数超过2000人。竺可桢学院建设了一批高品质荣誉课程“老虎课”，落实专业导师个性化培养、国际化培养，并创新思政教学，还联合校友网络、社会网络和国际网络搭建了人才培养生态圈。张帆教授表示，尽管有很多忧虑的声音，但她相信通专结合是大势所趋，浙大的实践也表明，通专结合是老师和同学共同的诉求。

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杨建科副处长发言

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杨建科副处长分享了西交大如何通过本科生院和九大书院为将全校本科生纳入通识教育提供制度保障。本科生院将学生工作和教学行政两大系统合在一起，借此实现侧重通识课程教学的第一课堂和侧重通识实践的第二课堂的融合。通过两个大数据平台，为及时调整教育教学工作提供支持。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陈寿灿教授发言

第三位发言的是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陈寿灿教授。陈校长结合本校开展“大商科通识教育”的情况讨论了工商管理类高校如何推进通识教育。所谓大商科通识教育，即立足本校商科传统、浙商传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课程、学会、社区等六大措施落实，以发展适应新时代商业特点的通识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唐昊教授发言

随后，华南师范大学通识教育专家组的唐昊教授以本校经验为例，讨论了如何在资源约束下通过教学方法创新开展通识教育。通识课堂需要将课程人数控制在25人以下才能保证师生的良好互动，而华南师大有几万名学生，却只有两千多名教师。面对这样的师生比限制，华南师大通过引入“世界咖啡馆”的教法，努力使上百人的课堂也能实现充分交流。此外，唐昊教授也分享了华南师大在野外实践教育和通识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经验。

湖北大学李本义教授发言

最后，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院长李本义教授介绍了湖北大学的通识教育“三二四培养模式”：“三”指知识、人格、能力三维培养目标；“二”指课内课外两个课堂；“四”指大类+习苑培养、学业指导、素养砺炼、问津文化培养四个计划。湖北大学自2011年组建湖北高校首家通识教育学院(独立的校区)，至今已有8个年级学生2.5万人完成一年的通识教育后回迁至武昌主校区。

教务处处长论坛

在专题报告之后进行的是本次联盟年会特设的教务处处长论坛。与谈人为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处处长李俊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龙永红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教务处处长方奇志教授、湖南大学教务处处长王文格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谭红岩副处长。

教务处处长论坛

主持人孙向晨教授首先向五位教务处处长抛出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教务处在大学通识教育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李俊峰老师表示，要保障通识教育的效果，除了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考核方式也要跟进，才能引导学生按照硬课而不是水课的方式上好通识课。此外，各院系对教师的考评标准也应根据通识教育的情况进行调整。龙永红老师谈到，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在专业教育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条件下推进通识教育的困难所在。我们不能说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并存就是通专结合，现在很多都是“两层皮”。推动通识教育不能急，教学工作不能学工化，否则容易沦为运动式改革。建设高品质通识课也不能急，三年来人大只建设了十几门，但每一门都是以点带面，从某一点深扎进去，然后再辐射出去。

李俊峰老师

龙永红老师

随后，方奇志老师谈到，中国海洋大学从2003年开始启动建设通识课程，现在回过头看，当时似乎走得太急了，一是没有想清楚到底要什么样的通识教育，二是没有把好质量关。2015年开始重新检讨通识教育，建立行远书院作为试验区。行远的跨学科课程要求给学生讲出学科的发展脉络、框架，而不是纠结于细碎的知识。2017年又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分批重建通识课。来自湖南大学的王文格老师提出，现在所有领导都知道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但问题是每个人对通识教育的理解都不一样；老师们对通识课的态度和想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老师有情怀、有理念，很用心，也有的老师就直接把专业课搬过来。此外，学生太关注绩点，好的通识硬课反而没人选。谭红岩老师接着谈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识教育最早是由教务处推动的，好处是执行力强，问题是在行政主导的推进过程中，通识理念被埋没了。2018年学校对此进行反思，认识到需要教务处和教授合力来做，通过设立专业责任教授，调动起院系的积极性。

方奇志老师（左）与谭红岩老师（右）

针对第一轮发言中各位与谈人提到的问题，主持人又邀请大家谈一谈工作中最具体、最糟心的事，以及应对的经验。龙永红老师分享说，教务处想挤掉全校通选课中的水课，但老师的反弹很大，于是他们就以模块化的名义重新规划了全校专业选修课，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一矛盾。此外，人大今年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通识教育，不搞申报，而是要主动去找核心团队。孙向晨和李俊峰两位老师也都对邀请好老师开设通识课而不是组织申报这一点大加赞同。申报对教务处来说虽然操作起来更容易，但报上来的课往往并不理想。

王文格老师

王文格老师提出，除了今天大家都在谈的通识课程，营造通识教育的氛围也很重要。观念的转变是很难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培育。此外，学校里还是应该成立专门机构推进通识教育，不能纯靠教务处长，否则一旦换人可能政策就变了。谭红岩老师则补充道，成立专门负责通识教育的机构也还要考虑校情。华东师大的做法是成立工作小组，把姿态放低，就可以不顾忌资历而去邀请那些真正对通识有热情的老师。

孙向晨老师结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委员会的经验肯定了谭老师的意见，进而提出通识课应该设为几学分的问题。两学分的话学生觉得任务量太大，三学分的话学生又怕影响绩点干脆不选。针对这个问题，龙永红老师认为可以把课程分为若干组，在组内课程任务量相当的前提下要求学生每组至少选一门。李俊峰老师则认为，制度设计之外，转变学生观念也很重要。同样的学分、同样的课上课下时间比，有的理工科学生就觉得通识课不值得这样付出。他认为现在需要正本清源，把每门课应有的原原本本的样子拿出来。

总结发言

教务处处长论坛结束后，联盟秘书长、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教授对全天的会议作了总结发言。

联盟秘书长甘阳教授作总结发言

甘阳教授首先谈到，今天非常令人开心的是从上午蔡达峰老师开始，大多数发言人谈的都是具体操作中的问题，而非官话套话。凡是真正在推进通识教育的人都会深切体会到其中的困难。我们现在谈“通专结合”，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一点，就是专业教育愿意留出多少时间给通识教育？各个大学尽管在通识课程的具体操作上有所差异，但通识学分一般都在12学分左右，占学生总学分的比例不足十分之一。他坦率地指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处在一个瓶颈期，所谓瓶颈还不在于老师可以投入多少时间，而在于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十年后通识课程仍然只有12个学分，恐怕通识教育不会比今天有更多进步。他提议各专业院系不妨统计一下本科产出本专业博士的比例，假定一个院系二十年来只有很少的一批学生最后读到本专业博士并成为本领域专家，那么我们大概真的要反思一下我们的本科教育理念，反思一下我们的本科专业教育。甘阳教授最后总结道，真正从事通识教育的人都会认识到每一步都很困难，学生、老师、教务处、学校都有各自的难处。我们只有正视困难、不说空话，才能逐步推进工作；而在现阶段，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对我们的本科教育理念进行深刻反思。

在热烈的掌声中，第四届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落下了帷幕。

全体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