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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1日下午,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主办的“新雅·古典学工作坊”第三期顺利举行。本次会议以“神观念与早期中国思想”为主题,由新雅书院讲席教授甘阳总策划,新雅书院助理教授李震主持。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丁四新、圣凯、陈壁生,副教授高海波、赵金刚,助理教授袁艾,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英译助理杨起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程乐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李霖,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卓,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谷继明,三联书店副编审钟韵,商务印书馆编辑张常煊,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健芸等十八位学者,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

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由李震老师主持。李震老师介绍,神观念是早期中国思想中特别具有创发性与魅力的内容,“神圣”、“神灵”、“神仙”、“神明”、“鬼神”、“精神”等语词从不同的侧面凝炼和提示出根本的问题指向。本次会议邀请到了众多来自不同研究领域、有着相通关切的优秀学者相聚云端,期待就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甘阳老师

甘阳老师与唐文明老师先后致辞。甘阳老师讲述了会议缘起,指出本次会议既是“新雅·古典学工作坊”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也是2021年11月在三联书店召开的美国汉学家普鸣《作与不作》与《成神》作品研讨会的延续。在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本次会议探讨的范围已远不限于《成神》一书,而是涵摄了包括儒、释、道以及墨家、兵家在内的诸多学派和主题。甘老师期待各位学者发表高见,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老师

唐文明老师代表清华大学哲学系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支持。唐老师指出,普鸣《成神》一书是在现代学术脉络下开展的有关比较文明史的研究。如何理解文明意义上的“神”的问题,是现代中西学术界的共同关切,刚刚过世的张祥龙先生的最后一本著作《中西印哲学导论》即聚焦于这一问题,并从哲学角度给出了一种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对“神”问题的关切实质上是对文明特质的思考。另一方面,对“神”问题的关切也是儒学复兴的要求,这是儒家哲学在复兴过程中从哲学上进行反思的一个新节点。此种反思不仅要发现中西之间的异同,更要找到一个最踏实的、最后的根据,以此建构儒家的思想。

第一场主题报告

清华大学哲学系丁四新老师

本次工作坊分为四场主题报告和圆桌会谈。第一场主题报告由丁四新老师主持。吴飞、圣凯两位老师分别作了题为《阴阳不测之谓神:略论先秦的天神信仰与命运观》、《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的报告。

阴阳不测之谓神:略论先秦的天神信仰与命运观

吴飞老师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引用甲骨、金文等早期文字、《说文》传统、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解释了“神”的字义。他认为“神”字有可能来自于“申”,取象于闪电的意象,本义为变化不测。这种含义在《左传》《礼记》等传世文献中也有体现。

在解释字义的基础之上,吴老师探讨了不同文明处理鬼神问题模式的差异。吴老师认为,中国与希腊、希伯来文明传统的差别在于,其宗教之系统化的方式是“绝地天通”,内在的主题是民神不扰。这种方式不否定神的存在,但又未将神哲学概念化;将神与人分开,但又不认为神与人完全无关;有人文化的努力,但对宗教也并不是完全放弃或取代。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老师

《诗经》《尚书》当中记载了周人对于天命或神的抱怨,前人或将此解释为宗教向人文过渡的体现。吴老师认为,对于天的抱怨并不代表对天神丧失信仰,而是强调天命靡常,因此经典的指向仍在于畏天。天命本身的特点即是不可测。

在报告的最后,以德福关系为核心,吴老师将战国诸子的思想取向解读为一幅光谱。光谱的两端是墨子和荀子,分别代表了神义论和完全否定天的道德意义两种态度;《周易》则处在光谱的中间,命运的不测决定了卜筮和修德的意义,而卜筮与修德的方向在于知几,知几在根本上是对天地生生之德的把握。在不测的命运之义中,《周易》集成、总结了早期的神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后,唐文明老师对报告作了评议。唐老师认为,报告反对了过分简单的从宗教到人文的早期思想解读进路,其贡献不仅在于给出了神的本义的字源学说明,更在于通过对“阴阳不测之谓神”的阐发,对于“《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何以能称经”这一关乎中国文明特质的问题作出了解释。唐老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神的本义仍应理解为实体性的神灵,“阴阳不测”是对于此种本义的再解释;相较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在解读中的地位应该得到更多重视;文中阐述的神的德性的确定性与其不测含义之间构成了紧张。在随后的第一组圆桌会谈中,这些问题得到了进一步讨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圣凯老师的报告探讨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礼制建构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此一时期的佛教僧人与儒士将佛教的戒律仪轨与中国本土的礼仪制度相类比而加以诠释。参照同一时期汉传佛教以中国本土固有观念来拟配印度佛教经典名相的“格义”取向,圣凯老师将上述诠释现象称为“格戒”。

清华大学哲学系圣凯老师

圣凯老师指出,作为宗教的佛教有三个维度的表现:观念、制度与生活;与之相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格戒”现象也可以从礼义、礼制与礼仪三个层面进行理解。在礼义的层面上,佛戒与儒礼皆是圣人所制,圣人之设都有“教”的意义。由此,基于戒律与礼制功能的共通性,以慧常、萧子良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学者试图通过“以礼比戒”的途径,让僧伽制度真正嵌入中国社会。

在礼制的层面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大的“格戒”现象就是将佛教最根本的戒律“五戒”与中国礼制文化中最具统领性的伦理要求“五常”联系起来。此种联系不仅为五戒提供了直接的效力支持,而且经由五行的类比,将五戒纳入了更普遍的中国文化体系之中。在理论类比和政治参与当中,佛教戒律获得了具体的伦理、文化、政治意义。

在礼仪的层面上,“以礼比戒”则是将沙门的行止威仪比作“古之典礼”,将沙门的日常生活比作中国传统的斋戒仪式。通过比拟《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制定戒律名目,以及利用民间乐曲制定佛教梵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建立起与世俗生活相对照的仪式体系。

梳理了经由“以礼比戒”来证成佛教戒律的问题之后,圣凯老师进一步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僧人通过“援礼义证戒”的方式化解戒礼冲突,以及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等尝试,逐渐确立佛教戒律主体地位的努力。

最后,圣凯老师从文明对话的角度进行了总结。借助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中“迹”与“所以迹”的区分,圣凯老师指出,超越差异性的迹,把握共通性的所以迹,正是儒佛礼义与戒律会通的方式。这种会通在礼义、礼制、礼仪层面上呈现出不同的复杂性,但正是经由此种过程,佛教戒律在中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在会通的同时安顿了主体的自觉。

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老师

谷继明老师对报告作了评议。谷老师认为,本篇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格戒”现象进行的系统性阐释具有重要的价值,既展现了魏晋时期儒家礼学与佛教律学之间的可比性,也揭示出随着中央帝国的崩溃,南北朝礼学与汉代礼学产生的巨大差异,以及士人关注视角逐渐向社会生活偏向的趋势。谷老师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何理解佛教僧团生活的核心伦理,以及此种团体的构成原则及其必要性?儒家为了规范世俗生活而构建团体,站在否定生活的佛教立场,其构建团体的行为是否会带来巨大的变动?随后的圆桌会谈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场圆桌会谈

第一场圆桌会谈由程乐松老师主持,首场主题报告的两位学者就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

吴飞老师认为早期中国并不是完全人文化的,人文性与宗教性始终相伴随。吴老师同意天地之“心”与“理”的差异,同时也强调天地所主宰的世界,其趋向是生生。因此,不确定的命运之下,中国文化的基调仍然是乐天之命。而总体趋向生生,也并不意味着每件具体的事情上都会有一个善恶相报的审判。

圣凯老师指出,佛教有三大神圣根基:师徒相续(师资相承)、证法与教法传播。而师徒相续在现实伦理中即表现为“事师如父”,用师解释孝的问题也意味着佛教思想进入了中华的伦理秩序。但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大乘佛教提出了“事师如佛”,这又带来了此后观念的巨大变化。

第二场主题报告

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老师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高海波老师主持。程乐松老师作了题为《随事变化——作为思想史叙述对象的神灵观念》的报告。


随事变化——作为思想史叙述对象的神灵观念

程老师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神灵观与神灵概念进行了区隔。结构化或线索化的神灵观,是在叙事连续性的要求下、在抽象的机制作用下的结果,是针对“神灵”这一对象而形成的整全看法或观念结构。而神灵在早期中国的语言环境中,并不必然是单一的对象性指称。且在具体的实践中,神的在场未必是被观念统摄的,而是以习俗或生活场景的方式出现。

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老师

程老师通过从文献中寻找词汇群,进行语义和语境上的叠加与对照的方法,得出结论:在文献群中间所见的“神”可以描述一种状态,历史的深层或者永恒的运行、宇宙本身的稳定秩序。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神的意涵或者对象的衍生、扩展、具象化的阶段性结构。“神”的意涵是跨语境的延展,而非类型的覆盖。新的意义出现并不覆盖此前的意义,而意义的延展则是依赖语境而非意义的创生或替代。以“神”为纽带形成的词汇群所构成的意义结构,并不是保证“神”的意义的稳定性,而是保证这个意义的弹性。

同时,这些语词在文献环境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和展现,而非解释和定义。这种揭示与展现的特性使得语词既能随语境而变化,又能不产生稳定的意义边界,在不同的语境中揭示与展现有限的经验和现象背后无限的给定性与稳定性。因此,“神”所代表的超越性是一个需要被持续展示、也只能被持续揭示的信念和给定性。无论是叙述还是实践,都是朝向这个信念的试探和尝试,而不是一种证明。

随后,陈壁生老师对报告进行了评议。陈老师指出,儒家思想与道教思想在理解神灵概念时存在巨大差异。后者从经典世界到民间宗教的实行都存在较强的复杂性,但前者有着较为明确的边界,所指称的对象也大体类似。本场报告揭示了对神灵概念与神灵观进行预定话语的规定、类型化的理解所存在的弊端,特别是在道教领域的语境下,这一提醒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儒家思想中,与神有关的语汇群具有大体类似的指称对象,对于此种对象,应如何用随事变化来描述?


第二场圆桌会谈

第二场圆桌会谈由谷继明老师主持。与会学者围绕第二场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甘阳老师指出,对于“神”问题的探讨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在中国和古希腊的语境下,神都是对人而言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更明晰的解答。

程乐松老师对评议环节的问题进行了回应。程老师认为,以观念为目标和以观念为起点是不同的。以观念为目标,需要保持开放性与弹性;而以观念为起点,从而建立一个从文化观念到文化实践的连续叙事时,只要保持对连续性叙事本身存有清晰的认识即可。“神”以及以“神”为中心的语词群,展现着一种揭示的关系,我们应做的不是解释这个无限性,而是不断试探、尝试和融入。

李霖老师针对此前谈到的“天命”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补充。李老师认为“神”与“天命”等概念不能完全等同,对“神”的概括既需要规则,也要考虑语境。《诗经》中民众对天的抱怨,汉人认为这意味着人间的失序导致天的降灾。天命靡常强调的是“惟德是予”。天命无常体现为随着时间推移,天命在不同朝代间的更替;天命有常则是指天命的转移有其标准。在此意义上,天命的无常与有常是一致的。此外,在分析具体文本时,也应当考虑到“天命”概念本身所具备的复杂性。

吴飞老师指出,易学卜筮有其宗教背景。卜筮的内容在甲骨文时期更具神秘性色彩,但随着后面的发展则更重视知几,强调的是对趋势的把握和随时的调整,并在调整空间中给予人成就德性的可能。

第三场主题报告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霖老师

第三场主题报告由李霖老师主持。李卓与袁艾两位老师分别作了题为《从天志明鬼看墨子道德思考的二重向度》、《神明之助与战地之声——面向早期中国声音文化与兵家传统》的报告。

从天志明鬼看墨子道德思考的二重向度

李卓老师首先梳理了近现代学者对于天志、明鬼在墨子伦理学中的两种定位方式:一为“神道设教说”,一为“比拟耶教说”。李老师认为,在以“义道”为中心、“万事莫贵于义”的墨学思想体系下,天志与明鬼并不是威吓的手段或道德形上学基础,而是义道在信仰世界的贯彻。

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李卓老师

墨子的信仰既有对上古原始宗教的传承,比如对鬼神的三分与殷商后期的神灵观念相呼应;又有对春秋后期鬼神观念的继受,比如《明鬼下》中“杜伯之鬼射杀周宣王”的传闻与春秋后期的“厉鬼”形象高度接近。在这样的信仰体系下,天鬼神与人的关联首先表现为祭祀活动,但又不完全由祭祀决定,而是以德行为中心,鬼神所欲实际上就是欲人行义。鬼神具有人所不敌的能力,能降福祸以行赏罚,而赏罚的形式又多表现为历史的审判与后世的道德评价。这皆体现出墨子对传统宗教观念的突破以及道德自觉的提高。而“义自天出”的命题更是将天塑造为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使义通过天得到完美呈现。因此,天的意志完全是伦理化的。“天志”通过统合原始宗教性的天与价值标准的义,使得以义道为基础、强化人的伦理主体性的“人本”路线,与以天鬼神为基础、突出宗教性的“神本”路线,得以在“天志”之下归宗。

随后,高海波老师对报告作了评议。高海波老师认为,本篇文章的价值不仅体现为思考立意上的创新,也表现在对墨家以义道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方式与儒家的内心路向之间的差异的揭示。高老师指出,对天人关系的处理是轴心期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墨子的处理方式更像是继承了当时大众的信仰世界,即代表一种确信鬼神的小信仰传统。对这种主张的坚持,在墨子的立场上,既是有哲学意义和实际功用的,也是充分真诚的。

神明之助与战地之声——面向早期中国声音文化与兵家传统

清华大学哲学系袁艾老师

袁艾老师通过引用《礼记·乐记》、《荀子·乐论》以及中西学者的研究指出,在早期中国的礼乐传统中,礼乐教化一方面严格区分“声”、“音”、“乐”的实质和等级,另一方面则强调“听”对人的必然教化性,及对人心与人情的规范性。在这一传统下,声与乐的重要性凌驾于人的主体性。而兵家文献中所指示的作为军事密码的“战地之声”,则能为拓宽“听”文化的叙述空间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在兵家文献如《孙子》与《吴子》的文本中,都有通过金鼓之声强调军人能够服从将领在战场上发出的声响而完成相应的军事行动的事例。《六韬·龙韬·兵征》中更是将“金铎”“鼙鼓”之声与军纪、军势以及天时地利之助并列陈述,并将其归纳为“此得神明之助”。此种对于神明的理解,与《淮南子·兵略》将神明与对环境的应变控制相联系、《韩非子·喻老》将神明之“实”与耳目感官知觉的控制力相关联的逻辑是相通的。这都体现出“战地之声”所蕴含的对参与战争者对于环境、人力、人心、规矩的控制的强调。而这种对声音的主体性控制,一方面反映在通过声音预测战争的胜负,另一方面则因为声音的时空性对人情绪的激发与感应,及回声与环境的关系成为战略战术的一部分,从而对现实环境与行为具有实际影响力。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杨起予老师

杨起予老师对报告进行了评议。杨老师认为本篇文章对声音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所引经典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过在部分文本的理解上,杨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杨老师认为,《六韬》文本中人的行动更多体现为对环境的顺随,顺随未必能等同于操控环境。换言之,人似乎仍受到外在环境的限制与规范。此外,《五行》篇也有将人的听觉置于视觉之上的明确表述,《五行》篇中所听者是天命,一个人若能听到并践行上天对自我的命令与召唤,其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实现。

第三场圆桌会谈

三联书店钟韵老师

第三场圆桌会谈由钟韵老师主持。与会学者围绕两篇报告进行了讨论。

袁艾老师针对评议环节的问题作了回应。袁老师谈到,对环境的顺随也是应变能力的体现。理解神明之助时,更为重要的是精微的洞察力,即侧重于“明”而言。

圣凯老师从佛教的角度对声音问题作了补充。圣凯老师指出,佛教认为六根之中,耳根最利,这是强调其通透与速度。是否正是由于听觉在所有的感官中与神明关系最密切,才出现了兵占与声音相关的文化现象?对此,袁老师认为,佛教思想能够较为自然地指向对听觉的重视,但在早期中国的哲学文本中,更多仍是在强调耳目引起欲望,声音的重要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李震老师

李震老师就李卓老师的报告提问:对墨子来说,天是道德楷模,而不是道德原则的制定者,如果不将这样的天简单理解为大禹形象的复制,这是否意味着,在墨子思想中,天的人格性在意志的层面上得到了凸显,又在法则的意义上受到了限制?道德法则的相对独立性与著名的“仁内义外”命题是否有关?对此,李卓老师认为,墨子继承了之前的天道观念与鬼神信仰,突出了天的人格神形象。同时又加入了新的道德精神,对鬼神形象进行改造,这两方面是平行的关系。

第四场主题报告

第四场主题报告由甘阳老师主持。陈壁生老师作了题为《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的报告。

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老师

陈壁生老师引用唐文明老师与吴飞老师对于“天地之心”这一问题的研究,介绍了两位学者的主要观点:“天地之心”是《礼记·礼运》以及《周易》中的概念。唐老师借助朱子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解说,将“天地之心”提高到宇宙创生的高度,从而统合理气;吴老师则认为,这一命题一方面强调要把握和顺应天地之自然,另一方面又要由人的文明创造主动地促成与维护生生的秩序。

陈壁生老师指出经典中言天地之“心”的两种表述类型:直言“天地之心”时,是指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即人得天地之气最清,所以贵于万物;直言“天心”时,则是或就天之主宰性而指天意,或据天地生生之德言而指仁。无论哪一种表述类型,以及《周易》中的“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其义虽然不同,但关心的都不是宇宙创生的问题,也不能导出天地有一个实存的“心”的结论。

以“天地之心”指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是从文明意义上贞定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价值。而圣人又因德合天地而异于众人,成为“天地之心”的具体化。同时,圣人制作六经,使人贵于万物又敬畏天道、合于自然。通过解释六经,中国文明始终在不断重新理解自然,并不断在保持一种超越自然与回归自然的张力中前进。

报告结束后,甘阳老师、唐文明老师与吴飞老师进行了评议。甘阳老师指出,将人视为天地之间最高贵的观点或许有过于人类乐观主义的危险。唐老师认为,本篇文章对于天地之心与经学关系的梳理是很有价值的。但在具体问题上,唐老师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唐老师认为,在程朱所说的气化、形化与德化的三个阶段之中,从理到气到质的创造是有内容与目的的,而将其笼统概括为全体性的生生方向是无意义的。天地之心有三重维度:超越的天地之心、人的天地之心与物的天地之心,而人类层又分为圣人与一般人两类。

吴飞老师肯定了圣人在天地之心问题中的重要意义,认为人为天地之心主要是圣人通过参赞化育才能成为天地之心。但在“天心”与“天地之心”的区分上,吴老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吴老师认为天地是作为宇宙而言的,不应将天地分开解读。

第四场圆桌会谈暨总结讨论

第四场圆桌会谈暨总结讨论由甘阳老师主持。

甘阳老师指出,我们仍需继续思考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彰显的问题。谈神的背后是在谈人,神是从反面对人加以规定,彰显出人的欠缺与不完善。人神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即是有死之人与不死之神的差别,但中国思想倾向于认为人没有缺憾,是万物之灵。甘老师也认为天地是有目的的,如果没有目的,那么圣人的修为与哲人的认识都将没有意义。

针对第一场报告,李健芸博士进行了提问:如何理解从不测转出内在精神的面向?李博士认为,先秦在讨论神的不测时,还隐匿地表达了幽赞神明的含义。“不测”作为隐匿在变化之内的、鼓动性的神,是否也应纳入考虑之中?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健芸博士

甘阳老师进行了补充:任何文明传统的神都是无法测知的,无论是希腊还是基督教都有神的意志不可测的描述。不测似乎不能看作中国神观念的特性。

李震老师提出,“神”是经典中常见的概念,但包括《尚书》《诗经》在内的早期经典主要是在神灵实体的意义上理解神,将神理解为“阴阳不测”,较早见于《周易》,特别是《易传》,这是《周易》对“神”观念作出的强力扭转,是用变化界定了神。中国思想中以变化不测来理解神的传统,似乎是从《易传》之后开始。

圣凯老师则从佛教天台宗所说的六即佛的角度,进行了补充阐释。圣凯老师指出,佛教在谈到“成佛”时分为三个维度:首先是现实性,佛作为一个神或圣人,在宗教上是可见的。佛教实践不是要求让所有人成佛,成佛是一个永恒性的、超出历史性的过程设定。其次是真理性的问题,修行要与真理相应。最后是回到和人的关系之中,修行必须有修道的面向。

关于第四场报告,程乐松老师指出,在讨论的过程中仍应考虑目标究竟是在叙述,还是在建构。具体来说,程老师认同将天地之心解释为人在天地之中的方位,但在最终立场上则仍应先肯认超越性和神圣性,这是理论建构的基石。

甘阳老师指出,无论谈神还是宗教,都要回答关于死亡的问题。所有的宗教都是面对死亡的。在这一点上,儒家与古希腊更加相似,都不借助人之外的神明而面对死亡。甘老师随后提出一个问题:死亡的问题是否是儒家比较薄弱的环节?

商务印书馆张常煊老师

张常煊老师从普鸣的两本书出发,对神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她谈到,神的问题与早期王权有其关联。神的神秘性与任意性导致了人与神之间的潜在的冲突与断裂。王权对神有潜在的利用,“神”并不是对象化的客体,而是人获得力量的一种媒介。王权借助祭祀手段来控制超自然现象,以实现权力的集中。

陈壁生老师认为,在气化论的背景下,天地所生的万物都有其本性,这个本性与自然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领会天地之心,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思想上的天地仍然是空间结构,而不是精神的问题。同时,“阴阳不测之谓神”是人对神的态度,不能理解为对神的定义本身。

吴飞老师谈到,加尔文宗所说的神的意志不可知是西方的传统,虽然不可知,但却是确定的,一定会发生的。而中国的“阴阳不测”,不仅是不可知的问题,同时也强调永远处在变动之中,从而通过卜筮知几进行调整。吴飞老师认同李健芸指出的内在的隐匿,认为内在精神的特质在于灵动。

唐文明老师强调解释的重要性,即能否让自己的解释符合经典本身的意识。谈到堕落问题,唐老师表示儒学内部即有关于堕落的叙事,从三皇五帝到王霸就是堕落的过程。唐老师提出,儒教不完全是此世倾向,同时也是后世宗教,对后世有很强的关切,重视存在在时间维度上的延长。唐老师认同“圣人之心”的观点,但更支持孟子的态度,更强调人的主动性。最后,唐老师表示,儒家对死亡有自己的理解,只是过去的研究不够理论化,期待未来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与会者线上合影

本次会议历时五小时,学者围绕早期中国的神灵、神圣、神明、鬼神、精神等问题,进行了高密度的报告和交流,彼此发明,提出了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见解。会议的最后,甘阳老师再次表达了对与会学者的感谢,感谢大家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也感谢线上观众的参与,期待疫情之后能与嘉宾线下相聚。

附录:议程

以上会议纪要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整理者:孔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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