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下午，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主办的“新雅·古典学工作坊”系列活动的第二期顺利举行，来自古典学和罗马史学界的多位学者围绕“权力与记忆：罗马的知识精英与帝国历史书写”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活动由新雅书院甘阳老师总策划，新雅书院熊宸老师主持，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玉娟、副研究员吕厚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吴靖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滕达四位老师先后进行了主题发言。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绪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晏绍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彭磊四位老师分别进行了发言点评。在其后的圆桌讨论环节，各位老师也就国内学界的罗马史研究、知识精英在政治中的位置等话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一、致辞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甘阳老师

“新雅·古典学工作坊”系列活动的总策划甘阳老师首先致辞，他对各位老师的到来表示感谢和欢迎，同时表达了只能同各位嘉宾云端相见的遗憾和日后在清华园重聚的期许。甘老师指出，当前国内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研究存在不平衡，罗马文明研究值得引起学界更多关注。通过本次活动中各位专家对罗马史研究的引介，希望让大家了解国内目前古罗马研究的主要议题，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罗马文明，从事罗马研究。

二、报告与评议

接下来的报告与评议环节由熊宸老师主持。第一场，由胡玉娟老师作《论罗马史学中的“纪念碑性”》报告。

论罗马史学中的“纪念碑性”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胡玉娟老师

胡玉娟老师首先从“历史”在拉丁语中的两种表述出发，指出罗马史学存在的两种精神维度：为人熟知的historia源自希腊语，遵循了希腊史学的探索、求真精神；另一种说法是源自罗马本土的monumenta，体现了罗马历史实践中示范、警示、教育的原则和功能。“纪念碑”综合了石碑这类有形视觉载体与刻于其上的铭文这类文献载体的双重性质。在共和晚期及帝国时代的罗马史家笔下，“树碑”与“立传”即史学撰写已经相辅相成。

胡老师接下来以“纪念碑”（monumenta）这一特殊历史记忆为切入口，梳理罗马史学的脉络和特点。罗马共和时期的纪念碑主题往往围绕战争、外交、政治、法律、 宗教和社会福利展开，这些内容正是罗马史家所关注的题材。树立在人行道两旁的墓碑为纪念死者而建，提醒生者死亡终将来临，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将来的历史记忆媒介。在罗马文化中，monumenta不仅限于墓碑和纪念性建筑物，以保存记忆为目的而制作的实物、文字、视觉和听觉载体都可以被称为“纪念碑”。

罗马早期的“纪念碑性”历史实践包含“制造纪念碑”和“利用纪念碑”两个方面。“纪念碑”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本，也是共和时期显贵家族权力竞争的对象。罗马早期纪念碑上只有贵族的名字。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开始，崛起的平民显贵同贵族争夺“纪念碑”，平民氏族的名字愈加频繁地出现在执政官年表、凯旋年表和公共建筑上。著名的西庇阿家族重视修史，也善于制作和利用墓碑、墓志铭、雕像、颂诗等进行个人宣传，但这些“纪念碑”并非可靠的史料。以公元前298年执政官西庇阿·巴巴图斯为例，据李维考证，他并非墓志铭所写那样立过战功，出征方向也完全相反。由此，“纪念碑性”历史实践兼具派系斗争、政治宣传、道德教育、榜样塑造的作用，具有制造“记忆”和摧毁“记忆”的两面性。

胡老师进一步提出，对“荣誉”的追求是否导致对“纪念碑”的滥用？在政治荣誉的争夺之下，不仅墓志铭这类私人撰写的纪念碑有可能造假，就连凯旋年表这类公共纪念碑也有不实之处；古代编年史作家的史料也不一定可靠。为了彰显荣誉、树立威望，罗马史家不惜在记载中伪造自身的胜利，同时用“除名毁忆”（damnatio memoriae）剥夺政治对手的荣誉，这被称为历史叙述中的纪念碑性修辞手法。

在罗马史学的形成中，historia和monumenta两种史学实践体现了罗马人对历史的不同理解。这两种利用历史的方式分别代表了古典史学发端的两条不同路径：historia的“求真”之路与monumenta的追求“荣誉”（gloria）和“模范”（exemplum）之路。这两条路径在塔西佗的作品和公元一世纪兴起的碑铭热与自传热中不断重合。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张绪山老师

在其后的评议中， 张绪山老师肯定了胡玉娟老师从词源学结合历史的研究思路，并从希腊语的词源细节对其进行了补充。张老师同时提出，在中国古代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将碑文作为历史一部分的“树碑立传”类历史书写。其目的与罗马史相同，都是强调惩恶扬善的道德实践，实现历史的教化功能。张老师认为，与其在罗马史研究中让“纪念碑性”（monumenta）独立于“（探究性）历史”（historia），更好的方式或许是将纪念碑这类“直观历史”视为历史本身的一部分。

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

与公元二世纪希腊知识精英的历史观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吕厚量老师

第二场由吕厚量老师报告《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与公元二世纪希腊知识精英的历史观》。吕厚量老师首先梳理了“公元四至五世纪的古典史学在基督教史学的影响下发生突变”这一论断的依据，肯定了“突变说”在个案研究中的意义，同时提出其存在的问题：它并未深入考察公元四至五世纪早期基督教史学同公元二世纪以降多神教历史叙述体系之间的联系；没有严格区分早期基督教史学内部，以奥古斯丁-奥罗修斯为代表的拉丁语史学和以尤西比乌斯等为代表的希腊语史学的不同源头。通过这两方面考察可以设想，早期希腊文教会史著作与公元二至三世纪希腊知识精英的历史叙述存在继承关系与相似之处。就此而言，公元二世纪希腊演说家阿里斯泰德的两篇公共演说词《泛雅典娜节集会辞》和《罗马颂》提供了宝贵线索，反映了公元二世纪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的若干特征。

吕老师进一步阐释了阿里斯泰德两篇政治演说词的史学价值。在古典学术史上，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与阿里斯泰德被视为对希腊史学影响最大的三 位演说家或教育家。在基督教化后的拜占庭帝国，《泛雅典娜节集会辞》被长期用作文法学校讲授雅典城邦历史的标准教材。阿里斯泰德的大量作品正是凭借这部“历史教材”所带来的崇高声望流传至今。因此，《泛雅典娜节集会辞》和《罗马颂》为正统古典史学提供了间接史料，承载的历史记忆仍然值得罗马帝国时期希腊史学研究者关注。

接下来，吕老师对两篇政治演说词内容做了简要介绍。在叙述时段上，《泛雅典娜节集会辞》基本相当于希罗多德《历史》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记述时代的叠加。阿里斯泰德在演说词中频繁引用上述两位历史学家，以及柏拉图、伊索克拉底等古典作家的文本。演说词中独具特色的观点在于对神意主导性的强调，“普世史”视野的导入，对传统雅典城邦史中民主制诞生、成长与衰落这条醒目主线的改写。阿里斯泰德高举泛希腊的旗帜，声称雅典人是全体希腊人的赐福者；雅典人的帝国法律维护了全体希腊人的利益；他们对外抵御波斯人的入侵，对内维护全体希腊人的团结友爱；雅典人无数次拯救了希腊世界；雅典的功业是所有希腊人的共同荣光。尽管这些论述包含着为雅典帝国主义扩张辩护的倾向，但是对雅典文化成就的这种评价，却反映了希腊化时代知识精英更为开阔的“普世性”视野。《罗马颂》也体现了神定论和普世观念，这一“普世性”的和平局面是由“从天上注视人间的诸神”赐予的福祉。他依次礼赞了宙斯、赫拉等十余位神祇对罗马和全世界的恩泽，并指出罗马帝国的建立，实现了荷马、赫西俄德等古代诗人对诸神的期许。在演说词末尾，阿里斯泰德再次呼吁诸神保佑罗马帝国的国运与罗马元首的事业，直到永远。这种“普世性”在演说末尾处发展成为一种罗马帝国主义目的论。罗马帝国的历史使命便是继承雅典帝国未竟的事业，建立万古长存的和平与秩序，并反哺曾经养育自己的希腊文明。

在演说词这种特殊载体中，高明的演说家会选择知识精英群体乃至普通民众与自己共享的历史记忆，来说服和打动演讲对象或读者，因此历史观念和历史记忆是由演讲者（写作者）与听众（读者）在互动中共同塑造的。两篇演说词对“神意”和“普世性”的强调基于这一社会事实，即当时以民主共和制度兴衰为核心的历史叙述对精英阶层逐渐丧失吸引力。正如塔西佗的讽语所说，“活着的人中还有几个见过共和国？” 公元二世纪中期，罗马帝国享受着和平与繁荣，帝国的最优治理方式显然比民主制、共和制的利弊更受作者与读者的关注。但同时，帝国东部希腊知识精英对罗马帝国历史文化的认同，仍处于艰难的建构期。包括金嘴迪奥、琉善、普鲁塔克、阿里斯泰德等在内的希腊知识精英们，一方面感受到同帝国政权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又试图解释，古典希腊与罗马治下的希腊历史之间具有何种关联。也是在这一语境下，公元二至三世纪的历史书写中出现了繁冗造作、刻意吹捧甚至自相矛盾的二元表达。究其缘由，是从前遭受帝国压迫的弱势群体（无论其身份是希腊知识精英还是基督徒）在出现转机的新环境下，试图建立起某种历史身份认同。吕老师最后提到，对于公元二至四世纪古典史的研究，应该避免先入为主的机械思维定势，更多关注基督教史学与多神教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似性及互动关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彭小瑜老师

彭小瑜老师对吕厚量老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彭老师首先肯定了吕老师对历史文本中政治思想的详尽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罗马历史撰写者对雅典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地位的篡改，在客观上为罗马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修改是为政治高压所迫。彭老师指出，我们需要看到古罗马政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性，它是唯一一个有丰富历史记录的、从共和制度转向君主制度的案例。罗马历史的两部分并非割裂开来，罗马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源自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和制度，因而不同于我们对“专制君主”的公式化想象。

同时，基督教的史学作者往往不相信有永恒的帝国，他们认为人世间的帝国没有无限延续的，衰亡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这种史观也会对罗马帝国知识精英的历史实践产生影响。在这一框架下，如何理解罗马史学家在编写历史时对皇帝的“谄媚”，是早期帝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彭老师另外提到，当前史学界对亚述、波斯、古印度等地的上古史研究仍旧薄弱。对不同政治制度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将会极大丰富我们对于古代帝国政治形态的认识。

琉善笔下的地方记忆：一场格斗赛为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中心 吴靖远老师

第三场由吴靖远老师报告《琉善笔下的地方记忆：一场格斗赛为例》。吴老师首先讲述了琉善《友谊》（Τόξαρις ἤ φιλία）中的一个故事，以此发掘其地方记忆特质和史料潜力：Toxaris讲述的第四个故事（Luc. Tox. 57-62），是他与一位名叫Sisinnes的徐西亚朋友一起前往雅典的历程。这两人船到了Amastris这座海港城镇后，打算过夜，隔日再出发。他们住进了一个旅社，出去逛逛，回来发现东西全被偷了，包含四百枚金币。Toxaris正丧气时，Sisinnes振作精神，到港口边去找木材搬运到城镇广场的工作，用他挣来的钱购买了一些物资。隔天，Sisinnes在搬运木材时，见到一列游行队伍穿越广场，是一些显然是出身好、气质好的年轻人。Toxaris此时作为旁白，说：当Sisinnes得知这些年轻人是报了名、拿了格斗酬劳、三天后要比武竞技的年轻人，他就回到旅社说，不要再担心没钱了，三日后我会让你致富。三天之后，Sisinnes领着Toxaris到了城镇的剧场，说要带他看好看的、非常独特的、希腊人的表演。第一道节目是人兽乱斗，具体内容是野兽在被标枪射、猎犬追的同时，追杀一些看起来是被上铁镣的犯人。再来是格斗表演。格斗者进入戏院后，司仪介绍了一位体型壮硕的年轻人，说，有谁要和此人格斗的，可到场中央，会有一万德拉马酬劳可以取走。听到这里，Sisinnes起身跃下观众席，答应格斗，并要了一套武器护具。他拿了奖金，交到Toxaris手上。随后一阵恶斗，Sisinnes负伤，但成功刺死了对手。故事结束时，琉善让Toxaris特别对Mnesippus强调，这场格斗不是发生在如Machlyene或Alani等族的地界，那就不可信了，但是有许多记得Sisinnes那场格斗的Amastris人在场。

在《友谊》这篇故事中，琉善用“故事里的人物说的故事是真”的连环套，制造出相当广阔的遐想空间。线性地认为是真是假意义不大，要揣测琉善的意图也并非史学议题。但若从罗马帝国下“没有历史”的社会这个角度来看琉善的故事，会有比较明确的研究价值。Amastris是实际存在于黑海地区港口城市，且琉善在其他著作里也有提到此城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自己父亲也从Samosata迁徙到此城。琉善的故事就算是虚构的，也有可能在叙述过程中借用了与此城相关的若干社会文化信息。从这个可能性考虑，我们要问的问题应该是，琉善是否透过对话录文体的叙事架构，保存了一些地方信息，甚至是地方记忆。

吴老师提出，选择琉善的这个格斗故事展开研究，核心原因是其具有的地方记忆问题特性，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琉善对于地方细节的重视，与已知风土情况有一定的吻合。第二，琉善在故事结尾特别强调，这个故事是当地人都知道的、属于当地社群的共同记忆。第三，现代学者对于这则故事所含的信息保持相当正面的采信态度。假设这段故事确实属于地方记忆的一种，可作为直接证据力弱、但具有特定时空定义的人文活动写照，也可发展为研究罗马帝国时期偏远地区的材料。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晏绍祥老师

随后，晏绍祥老师作了点评。晏老师首先对吴老师研究中对黑海地区文化的熟悉程度以及琉善故事中所包含的文化记忆问题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谈到，琉善撰写故事的虚构性与琉善本人对书写“真实”历史的强调构成张力，让研究者容易将视角集中在故事的真实性上，从而冲淡了对其他主题的讨论。在对文学性史料的研究中，记述的真实性并不作为对史料价值唯一的评判标准，从文学叙述中提取的文化背景、乃至作为整体的地方文化记忆往往是材料背后更大的“真实”。在对“真实”问题的讨论中，需要明确讨论文化背景的具体范围，是就Amastris一地还是涵盖了整个东方。另外，罗马史学家的历史实践往往需要对诸多材料进行取舍，通过史料中重点与非重点事件的篇幅安排，同样能显示出罗马帝国统治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互动，还有地方文化传统的活力。

以安敦尼王朝为考察重点的罗马帝国知识精英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倪滕达老师

第四场由倪滕达老师进行了《以安敦尼王朝为考察重点的罗马帝国知识精英研究》报告。倪老师指出，安敦尼王朝时期的罗马，是一个元首制向君主制逐渐过渡的转型时期。随着最高行政权力的日益集中，元首的权威从政治领域延伸到了文化领域，对帝国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知识精英由此抓住机遇，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

安敦尼王朝的知识精英掌握着大量文化资源。他们通过共同关注和参与特定场域的文化活动，在罗马帝国境内形成了多个精英文化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分别以小普林尼、弗隆托、赫罗德斯·阿提库斯为核心的三大精英文化集团，其成员遍布罗马帝国各地，覆盖拉丁和希腊文化圈。绝大多数的知识精英身处社会上层，关注位于帝国权力中枢的罗马元首，而对下层民众缺少关注。只有少数与平民阶层关系较为密切的“基层派”知识精英，对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和帝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有所关切和分析。

知识精英对文化权力的追求与罗马元首制度的演变紧密相关。一方面，安敦尼王朝时期，随着政治和军事权力更加集中在元首手中，知识精英通过传统的担任官职和元老的方式产生的政治影响力日益衰减。另一方面，由于该时期罗马帝国共和制因素衰退，君主制因素增强，元首个人的行为对罗马的命运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知识精英普遍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帝国官僚体系以外的元首身上，试图通过影响元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话语权。

安敦尼王朝时期，罗马帝国的知识精英们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帝国的统治者符合人们所期待的行为规范，扮演好“元首”这个社会角色。因为“元首”，不仅仅代表着权力，也不仅仅代表着拥有权力的人，更是一种身份，一个“社会角色”。而社会角色是社会结构中某个特定位置的占据者为人们（往往是其同时代人）所期待的行为模式或行为规范；正因为是“扮演”而非真正地成为哲人或圣贤，所以此类劝勉的工作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也令众多知识精英乐于投身到这项事业中：金嘴迪奥成文于图拉真统治初年的《论王权》体现了他对元首的引导和期许。小普林尼在书信集中阐释了他对元首发表《颂辞》的目的：“首先，我希望能用一篇严肃的致辞在美德上鼓励我们的元首；其次，也是给他的继承者展示一条获得同样声誉的道路，即不是用指导，而是通过在他们面前树立楷模。在元首的职责问题上提供意见堪称壮举，但也是沉重（近乎于傲慢）的责任；然而，赞美一位优秀的统治者，以此为子孙后代应该追随的道路上照亮一盏明灯，我无需显得专横跋扈就能发挥同样的效果。” 弗隆托、普鲁塔克等学者在此方面也有类似的努力。

除了演说和书信，知识精英还通过传记作品为元首或元首接班人树立榜样，例如苏维托尼乌斯的《神圣的奥古斯都传》、《提图斯传》，普鲁塔克的《努马传》等等。传记作家通过在他们的作品中记载领袖事迹，刻画领袖群像，从多个角度表达出其心目中帝国领导人应有的特征，并用这些特征来引导当权者效仿，以塑造出符合理想“元首”角色的统治者。

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教育引导。元首马尔库斯•奥勒留和他的老师弗隆托之间的一系列书信，为我们保留了一位与皇室关系密切的知识精英如何对元首施加影响的证据，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知识精英通过文化权威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效果。

在“塑造元首”之外，知识精英还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就帝国管理的具体事务向元首提出建议，实现自己的政治话语权。以上均是知识精英在实践层面上对帝国的政治参与。除此之外，安敦尼王朝的知识精英在理论层面也为罗马帝国的元首制架构起了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为安敦尼王朝元首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安敦尼王朝的知识精英，是一群具有极高古典文化水平，掌握丰富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他们组成的特权集团，通过在特定场域的文化竞争力，获得了参与帝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机会，并以此对帝国权力话语系统产生作用。也正因为这样，安敦尼王朝的知识精英，用主动参与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方式，不断地扩大其价值评判标准的影响力并影响着帝国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彭磊老师

彭磊老师对倪滕达老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在肯定倪老师研究的观点和论证的基础上，彭老师指出，首先，安敦尼王朝的不同文化精英集团关系紧密程度不同，例如普鲁塔克似乎就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而不通过任何文化团体行动。其次，文化精英的教育作用不仅指向君主个人，而且也作用于贵族和平民的优秀青年。

三、圆桌讨论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甘阳老师首先对四场报告作了总体点评与回应。甘老师认为四位老师的研究都非常精彩，而且彼此的主题关联性很强。几场报告之后再回到最初关于国内学界对希腊的关注大于罗马这个问题的讨论，甘老师认为，罗马帝国知识精英与帝国书写这个主题，可以与中国秦汉的历史相比较。这关系到大夫与朝廷、文化精英在政治领域的进与退等问题，值得开展进一步讨论和比较研究。

接下来，四位发言人依次就评议人的意见进行了回应。胡玉娟老师与张绪山老师进一步讨论了“历史”和“纪念碑”并列作为研究题目的问题。张老师提出，“罗马史中的碑文”这种表述似更能恰切描述作为具体历史呈现的“纪念碑”的位置及其道德教化作用。吕厚量老师回应了彭小瑜老师关于阿里斯泰德撰写普世史的目的问题，并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实现道德教化，塑造罗马民族的武德。关于普世史视角下政权自有兴衰的命运问题，罗马史家通过罗马政权在诸神保护下能够永远延续的论断，粗暴地消解了政权在这种张力下的合法性危机。他也发表了对于国内史学界希腊罗马发展不均这一现象的看法：在传统的自我为中心的“中央史学”思维下，我们会本能地寻找西方的中心与自身进行对比；而在民主制度和哲学成就等方面，希腊的确比罗马更接近当代西方的中心，因而对史学研究的吸引力更大。

吴靖远老师回应晏绍祥老师关于讨论范围限定和史料补充的问题，认为琉善史学叙述“虚实之间”的问题恰好构成了研究的创新点，史学研究也需要在探索边界的同时追求更严谨的表述。倪滕达老师回应彭磊老师的几点评议。首先，关于知识精英的身份问题。他们是在当时掌握文化资源的群体，而非仅仅是如雷贯耳的著名学者，且担任官职的上层贵族本身通常也具有知识精英的身份。普鲁塔克与许多罗马精英和贵族过从甚密，他在文中经常提及自己的高层朋友。因而普鲁塔克虽然不在这里谈到的三大精英集团之中，但也有其自身的文化精英圈子。其次，关于精英集团，其形成和作用是多层次而非单一的，知识精英间的广泛交游都可以为彼此带来事业和文化权力上的帮助。再次，关于精英对普通人的影响问题，只要厘清“精英”与“普通人”的概念即可解决。普通民众是指那些远离文化资源和上层权力结构的群体，他们的读写能力不能支持其与知识精英产生交流，也只有少数基层一派的精英会真正关注到他们。

与会者线上合影

最后，甘阳老师对本次活动作了总结。各位老师的报告和讨论呈现了罗马史研究领域的很多问题，也为新雅书院的师友们带来了很多有意义的思考。祝愿罗马史学界的各位老师能在本领域有更多成果和发展，也希望疫情之后能与各位嘉宾线下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