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涛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新雅通识课程《<史记>研读》任课教师

记得去年冬至，《<史记>研读》课程行将收尾，李骁原同学给以后准备修习这门课的同学一条建议：“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这门课或许能让你平静下来，你要立志，请先想想要立什么志；你要做人，不妨思考该做何种人。”骁原已深得这门课程的宗旨，那就是“读出司马迁，读出我自己”。这也正是《史记》作为通识教育最佳读本的深层动因。

“《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

光阴逆推九十载，梁启超移居清华园适已两年，偕国学研究院诸生游北海，并发表谈话一篇，周传儒、吴其昌曾详作记录，整理成《梁先生北海谈话记》，全文逾四千字，堪称清华教育史上的经典文献。任公有言：“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1927年如是，2017年或许依然如是。究其缘由，“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智识”。此年任公55岁，距其殁世不到两年，尚有如此之胸襟，将矛头对准自己，反思之，自励之。然哉，凡事将变，皆需起于自身！

梁启超想要践行的，是要在上述“这种雾围之下”，“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任公指出的这一条路，我认为便是经典研读。为什么这么说？此前任公曾应清华的邀请，选讲国学经典八部，重点讲其价值及如何读，此后结集成《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5年），其目的正是要“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要自己用刻苦的工夫，披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而这其中，《论》、《孟》和《史记》便首当其冲，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对于《史记》，任公的看法是：“《史记》为正史之祖，为有组织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书，文章又极优美；二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地位与六经诸子相并。故凡属学人，必须一读，无可疑者。”这一看法，与1949年以后傅斯年职掌台湾大学，选定《孟子》和《史记》作为全校大一国文教本，“特别邀聘在学术上有成就而又热心的教师教”（王叔岷《斠证史记十七年》），可以说若合符节。

据梁启超三十岁时自述，基于他少年所下的童子功，“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三十自述》，1902年）正是对文本如此之精熟，才能体会到《史记》“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这和傅斯年“学问的渊博，见解的特出，文笔的雄奇，跟司马迁很相近”（王叔岷语）如出一辙，也和顾颉刚评价太史公之具有“截断众流的魄力”（《史林杂识初编·三代世表》）交相辉映。我们期待受教于太史公的，正是这样一种雄浑豪迈的气概与浩博无垠的胸怀，也就是钱穆所说的“读《史记》可长一套聪明，一套见识”（《中国史学名著》）。我们寄希望于同学们的，是经由一段时间浸润于《史记》文本，渐能濡染一种精神气质，渗透入肌肤，弥漫于筋骨，助成自己开拓出一片瑰伟的蓝图与伟业。

这样一种教学理念，梁启超当年已在清华园铺垫下了厚实的基础。

“业精于理，学博于文”

清华园的学子能精读《史记》，一种情况是相伴于历史系的专业课，据《夏鼐日记》可知历史系学生必在《史记》上下过相当的工夫。1931年12月25日，求学清华的夏鼐，其日课便是“《史记·六国年表》看了一半，参照梁玉绳《史记志疑》加以校注”。然而园子里还有另外一种人，则他们的专业远远不限于文史，遍布于清华理工文各个专业群体，同样在《史记》这部书上下过大工夫。

夏鼐

大家最为熟悉的当数钱伟长。钱先生正是1931年考入清华历史系的，国文、历史两门均获满分100分，可是之后钱先生立志转学物理系，以科技报国，想当年他的物理成绩只有5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钱先生竟能奋勇直追，理学素养飞速飙升，之后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终究铸成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一代奠基人。在我看来，钱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取得杰出成绩，在火箭、导弹的设计研制上能够载入中国史册，一方面取决于他的勤奋、坚毅迥超旁人，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惊人的胆识和气度，而这一切均非专业素养本身所能提供。

钱伟长

据钱先生《八十自述》的回忆，他的父亲和四叔钱穆均“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廿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他从如此家教中走出来，“在没有进小学以前就开始阅读中国演义小说，从而阅读《春秋左传》以及《史记》、《汉书》的”。以《史记》为主的中国文史经典，铺设了钱先生的底层，成就了他考入清华的双百，也支撑着他后续一生的事业进路。

第二位典型人物则非顾毓琇莫属。顾先生1915年考入清华，之后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业是电机工程，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先后创办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电机系，清华的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也是在顾先生手上创建起来的，并于1932年出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回忆当年在清华求学的八年，顾先生可谓醉心于文史，与闻一多、梁思成等均是好友，在他行将赴美留学之际，梁启超赠以手书横幅，云“顾生毓琇嗜文艺，写此赠之”。何以谓之“嗜文艺”，且看顾先生在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之际，课余竟大量从事话剧创作，1924年成《荆轲》三幕剧（后改为四幕剧），1925年成《项羽》三幕剧（不久改为四幕剧），1926年成《苏武》三幕剧，这些素材无疑均出自《史记》、《汉书》，由此便知他当年在清华读的是什么书，读到何等深度。

顾毓琇与清华同窗闻一多（左）、潘光旦（右）

我们今天从《顾毓琇戏剧选》、《顾毓琇诗歌集》、《顾毓琇词曲集》（创作诗词歌赋近八千首）以及《中国禅宗史》（英文专著）等顾氏著作中，可见任公所谓“嗜文艺”，其言不虚。正是在对清华工科起过奠基作用的一代世界级控制理论先驱身上，我们看到他那浩瀚无涯的文史修养，他的一生极好地诠释了“业精于理，学博于文”（《顾毓琇词曲集·校后记》）的清华办学风格。

此外，清华历来的理工文各科学子中，因为各种因缘熟读过《史记》，具有良好的文史修养者不乏其人。更如老辈的物理学家叶企孙，1911年入清华，之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在清华求学期间，曾在父亲叶景沄指导下，对《左传》、《诗经》、《史记》等典籍下过细读的工夫。据钱伟长回忆，叶先生给他们谈论物理学习，即拿学《史记》作为对照，说“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又如社会学家吴景超，1915年入清华，之后获芝加哥大学博士，据梁实秋回忆，叶先生在清华读书时曾和他同寝室，“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袍，道貌岸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好读《史记》，故大家戏呼之为太史公”（《清华七十》），我们从叶先生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当年精读《史记》留下的痕迹。

叶企孙

对这样一种学风的形成，邱勇校长曾做过精到的概括，他在2016年夏天说：“在105年的发展历程中，清华大学形成了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就其中的“文理渗透”，邱校长的定义：“就是要有打破人文与科学隔阂的勇气，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中培养健全人格，在交叉融合中启迪思想、拓展学术空间”（《文理渗透，提升学术和人生境界》）。这确实是清华第一个百年之所以能培育出大批世界级大师的秘笈之一。

“甚至启发我做学问的方向”

文理渗透的清华精神，开创于梁启超，奠定于梅贻琦时代，对此认识最为通透者当属史学家何炳棣。何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如此评价梅校长：“我国20世纪论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从未有坚毅明通如梅师者。……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这样一种“通专备具”的精神，造就了清华人“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林家翘对何炳棣所言），清华的第二个百年，必将充分继承并发扬这种精神。在如今任教于清华各院系的教授中，精读过《史记》并对《史记》情有独钟者，同样不乏其人。

丘成桐，先后获得过数学界国际顶级奖项菲尔兹奖、克劳福德奖、沃尔夫奖，哈佛大学终身教授，2009年起来到清华大学全面主持数学科学中心的工作。其年丘先生发表《研求之乐》的著名演讲，畅谈自己的人生道路，充分流露出他在古典文史方面所具备的深湛学养。丘先生说：“除了看《红楼梦》之外，我也喜欢看《史记》、《汉书》。这些史书不单发人深省，文笔通畅，甚至甚至启发我做学问的方向。由于史家写史，气势磅礴，荡气回肠，使人感动。历史的事实教导我们在重要的时刻如何做决断。”进而丘先生举出“《史记》叙述汉高祖的事迹，刘邦去蜀，与项羽争霸，屡败屡战，犹驻军中原，无意返蜀，竟然成就了汉家四百多年的天下”，而在其人生的重要关头，即受聘斯坦福大学之际，正是这一段历史助成他作出“正确的决定”（《丘成桐诗文集》），由此引燃了以后一系列的创造性学术贡献。用切身经历现身说法，来印证精读《史记》对于卓越人生的铺垫作用，丘先生所言确实发人深省。

冯象，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律博士，2010年起全职回国工作，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先生在法律思想、知识产权、宗教伦理、圣经学等诸多领域，均有重要的论著。这样一位兼通法律与宗教的大学者，看似成就在西学，但同样钟情于《史记》。冯先生曾经说过，“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大小，与我‘亲密接触’的程度，不妨以它离开书架的时间长短，跟我书桌上那两盏台灯的距离远近来定”。那么常常堆在冯先生书桌上，而不是伫立在书架上的，冯先生举出四部书，其中第一部竟然便是《史记》，在冯先生的心目中，“中国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无韵之离骚’了”（《政法笔记·不上书架的书》）。“太史公的文思笔法，我以前常常琢磨，觉得妙不可言”（《神的灵与言啊，谁最能诱骗世人》），而这在冯先生的译经中，太史公的笔法自然而亲切地裹挟进去，又流露出来。

在这个园子里，我相信还有很多教授们，都爱着读《史记》及其他，有着深厚的文史素养，践行着清华精神之“大”，启沃着“未来之大师”。我因着迷于他们的人生，故自2010年起在清华开设《<史记>读法》文化素质课，2016年开始又应新雅书院的邀请，主讲通识类核心课《<史记>研读》，目的就是要延续这百年清华文理渗透的文脉，吸引更多不同专业的学子热爱《史记》，心甘情愿地受教于太史公。

我们一起为了《史记》而来，一起受教于太史公，我们的课程开启了圆桌式深度讨论的模式，也开启了地毯式文本细读的阀门。师生零距离接触，每一位同学的加入，均将实质性地影响课程的进度与质量。我们的愿景是，让经典阅读在清华学子心中慢慢发酵，希望能够在四年的本科生涯中，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将《史记》逐篇逐句研读过一遍。为此，由新雅书院几位铁杆发轫，“《史记》读书会”已于2017年的夏至正式启动。我们由师生共同撑起的公众号“齐天大大剩”将不定期地推介各种拓展素材、呈现最新的动态。由“研讨课—读书会—讲经沙龙—SRT训练—微信公号”所贯穿的全方位、一整套“师生从游”式的以“学”为中心的育人模式，将汩汩地让学术新秀们脱颖而出。

顾涛老师与新雅学生的圆桌式课堂

文本是滚动的，同学是流动的，在源头活水的滋养与流淌中，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能够沐浴着时尚的生活，濡染上古典的气质。也期待有着《史记》情结的每一位师生朋友，都能关注我们，加入我们。你来了，就是我们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