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4日，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历史系联合主办的“中国文明系列讲座”继续进行。当晚的第五讲由邓小南教授主讲，讲题为：“转型时代：两宋政治文化”。

邓小南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学院副院长。邓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与唐宋妇女史，著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等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现场座无虚席

讲座一开场，邓小南老师就为我们点明了此次讲座的主题：转型时代。邓老师认为，尽管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宋代一样面临如此两极分化的评价，不过学者们对于宋代历史的认识还是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关注“变迁”。如严复先生强调从中国历史前期到宋代的人心、政俗之变，陈寅恪先生重视文化的盛衰之变，钱穆先生突出了古今社会之变。邓小南老师所讲的“转型”，也是希望对这一时期的社会观念、政治文化演进历程进行反思。

邓老师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讲起，她提到日本学者非常注重研究框架的概括，如“唐宋变革说”、“豪族共同体”等，这些研究框架简明扼要、令人印象深刻，为学者们提供了专题性的研讨重心，对于学术的后来者具有突出的引导之功。不过既然这些框架是简明扼要的，必然无法全方位地论及所有问题，因而学界一直都在对这些概念进行讨论、质疑和补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变革说”不等于变革本身。是否存在“变革”，关注的是历史的实际发展趋势，而“变革论”是一种研究框架，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论述，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事实上，所有的变革、转型都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产生的，换言之，变革和转型都不是颠覆性的变化，而是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变迁。

进入本世纪后，海外中国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关宋代的研究著作和普及性历史读物也出现了不少。例如“剑桥中国史系列”第五卷《宋朝》中，研究者强调宋代在政治文化领域是一个走向近代的起步时期。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中，宋朝的部分由小岛毅先生撰写，题目为《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尽管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复线”的历史，覆盖面比较宽，但是对宋朝的论述还是集中在思想文化方面。“哈佛中国史”系列中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书，作者是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迪特•库恩（Dieter Kuhn）教授，他认为宋的“转型”中最重要的关注点是：这是一个儒家统治的时代。由此可见，学者们对转型时代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政治文化领域。

国内史学界对于宋代也有很多的讨论与研究。比如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两宋之部”便认为建国初期北宋是一个“贫弱的新中央”，它“对外积弱不振”、“内部积贫难疗”。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在说到宋代时，往往还是把宋代概括为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上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了《中国史纲要》，也基本承袭了这种认识。近些年学者们对宋史的观察有了很多不同的视角，比如“文采和悲怆的交响”、“现代的拂晓时辰”等。

从这些评价中我们能意识到宋代历史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呈现出宋代具有开阔的研究空间：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宋代在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等领域领先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深切感受到它在面临困境时的那种无奈。宋代是一个外部面临周边政权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历史时期，在面临各类严峻挑战时，宋朝的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存在诸多问题。

一、概述：时间·空间·基本认识

接下来，邓小南老师从时间、空间与基本认识这三个方面为我们概述了宋朝的历史。

首先是纵向的长时段的观察。宋代处于中国帝制时期的中段，虽然我们通常会说“唐宋元明清”，但其实宋代与唐代并非直接接续。宋朝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在它的北边始终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并立，就此而言，当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与宋先后并存的有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和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国（元）。

从时代的纵向序列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延续与变迁。实际上，不论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段，延续与变迁始终都交织在一起，相互推动。钱锺书先生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在学术传承中，宋代始终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关节点上，这是从延续的角度看待宋朝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葛兆光老师曾在《历史研究》发表过《“唐宋”抑或“宋明”》一文，从标题就能看出，“唐宋”并提，还是“宋明”并提，观察到的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从前者的角度来看，宋是中唐以来历史变迁的收束期，一些问题在宋代得到了回应与整合；从后者的角度看，宋代是一个新阶段的起步时期，它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应对方式。

再看空间方面。宋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疆域最为狭小的。疆域的大小当然是相比较而言的。我们知道，古代的疆域与今天现代的版图是不同的概念，中国古代王朝没有明确的边界，其疆域扩展或收缩取决于力量对比的变化。像唐代二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中，其疆域并非一成不变，开元盛世时唐的疆域非常广袤，由东西两个大的板块构成，两者之间由狭长的河西走廊连接在一起。“安史之乱”后，唐代的疆域急剧收缩，甚至在疆域之内还有军阀混战，最终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结束了唐代的历史。此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出现了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中原王朝周边则先后出现了十个政权，我们统称为“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并不短，但是分裂得如此彻底的时期还是比较罕见的。宋则统一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把疆域恢复到了唐代后期的范围。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宋朝所完成的，与前代相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然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却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过去汉唐等强盛王朝很大程度上是被内部的军阀势力取而代之，但自宋以后，地方势力再也不可能与中央相抗衡，这是与宋代对内政的控制直接相关的。

唐代前期疆域图

北宋与周边政权示意图

许多学者认为宋朝重文轻武，以至于国势不振，对此观点我们需要非常慎重。毕竟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事统帅出身，而且宋朝周边强敌环伺，其立国环境是非常险峻的，在这种情况下宋是否可能真的“轻武”？我们看到，一方面宋朝不敢轻忽，“以兵立国”，但另一方面宋廷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两者同时并存。五代十国时兵变多系禁军统帅主导，宋廷以五代为鉴，对武将严密管控，防范兵变。宋朝皇帝对武将既有笼络和利用的一面，也有深入骨髓的猜忌，这种猜忌从北宋立国到南宋灭亡前始终都没有改变。崇文抑武既是当时的任人取向，也影响了社会风尚。因此，从社会风尚的角度而言，“重文轻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并非宋朝根本的战略方针。宋朝基本的战略格局是守内虚外、强干弱枝。这样一种格局，保证了内部的相对稳定，但是不能有效地抵御外来的侵扰。

两宋时期“天下大势，分为南北”，这是又一个北方民族活跃的历史时期，周边崛起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且相比于匈奴、突厥或回纥时期的北方民族政权，此时的辽、西夏和金已经非常成熟，它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能与赵宋王朝长期抗衡。因此中原王朝的核心作用与领头地位便不再体现为统一大业的领导权，而是表现为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

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我们会觉得契丹、女真和蒙古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处于边缘地带，但是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南北对峙格局放到整个亚欧大陆的背景上观察，就会发现中原王朝传统上视为边缘的地区，实际上正处于亚欧大陆的“中间”地区、衔接地带。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活跃于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当然，它们的成熟与发展对宋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接下来，邓老师从各个角度为我们解析了两宋“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政治环境。

说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并不仅仅是从战争和政权对峙的角度看。竺可桢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写过一篇长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他认为在11世纪初至12世纪末气候转寒，温暖期趋短。我们从气温变化曲线中会注意到，两宋之交正处于气温的低谷期。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国家一定程度上仰仗农业税收，如果无霜期急剧缩短，农业收成势必减产，这对于朝廷的财政命脉肯定会有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当传统上生活的地带持续寒冷、干旱时，他们便会往更加温暖的地方迁移，这种民族大迁徙会导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战争。而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斗力非常强，对中原王朝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以上是“天时”的一面，再来看“地利”的一面。东汉以后黄河曾经长期安澜，唐代百姓安居乐业，大规模农田开垦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唐后期黄河频繁决口，宋代接续了这样一种局面。当时黄河向北摆动曾经夺海河口入海，两宋之交因人为因素，黄河曾夺淮河口入海。这两者之间的广阔区域曾经沦为黄泛区，农业主产区深受其害。

因此，我们说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既是指它面临周边政权的威胁，也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但即便如此，宋代的经济发展依然非常可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懋可（Mark Elvin）在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模式》）一书中认为，中国中世纪曾经出现了一次经济革命，这一时段就在宋代。国内也有史学家对宋代经济做过许多研究与概括，提出了诸如“绿色革命”、“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城市革命”、“科技革命”等说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石炭和铁》中写道：“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又如对外贸易方面，尽管很早以前中国就有海上贸易，但直到宋代才形成固定的海上商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尽管主要出口物品已非丝绸）也在这一时期才形成。近些年“南海一号”等海底沉船中出土的丰富货物，令人印象深刻，被称为“沉睡800年的繁华”。

“南海一号”沉船考古现场

有关宋代的政治文化，邓老师重点讲到宋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范仲淹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王安石批评的“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以及朱熹警示的“臣诚过虑，以为自此数年之后，民力益竭，财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离，忠臣烈将沦亡殆尽，内忧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将何以为策”，等等，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

二、“立纪纲”与“召和气”：相对开明的国策基调

在内忧外患之下，宋朝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通过介绍当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邓老师为我们娓娓道来。

公元960年，身为禁军统帅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摇身一变就成了皇帝。从宋人的著述中，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煌煌大国的开国君主，但是在北宋立国之初，当时的民众中会有多少人相信宋朝能够长存呢？毕竟在此之前已经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轮番上场，而且那些皇帝大多数也是禁军统帅出身，也都曾想把政权稳固下来而未遂，有什么理由相信赵匡胤能够把王朝巩固下来呢？但最终他做到了。宋人因而有非常强烈的自豪感，并经常讨论为何宋太祖能够实现平和、稳定的局面。在《朱子语类》记载中，有学生认为宋太祖受命成为天子，必定是把五代的弊政全部革除了，才能扭转时局；但朱熹却回答说，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大多数都沿袭下来了，因为大凡能做成大事者都是“先其大纲”，其他枝节“可因则因”。宋太祖在位17年就去世了，他的弟弟宋太宗即位登基时在诏书中说宋太祖“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自己“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防微杜渐的原则，也就是宋人所说的“祖宗法度”。

陈桥驿

“祖宗法度”包含什么内容呢？邓小南老师认为，祖宗法度并非成文条法，其中包括的，首先是相对开明的国策基调。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曰：“道理最大。”宋人对此是有认同的。帝制时期从根本上讲是专制王朝，谈不上民主、自由，但宋朝对待大臣、言官比较宽容，整体政治氛围比较开放，这与后来的明清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宋代也有政治上的整肃、党同伐异，北宋后期有“元祐党籍”，南宋中期也有“庆元党禁”；朝廷致力于议论专一时，也容易导致专制。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总体上，“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

宋朝的开明，体现在“立纪纲”与“召和气”。所谓“立纪纲”，在宋人心目中指的是订立规矩制度；“召和气”，则是指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两端并行并举，相辅相成。

宋朝在许多方面通过“立纪纲”来“召和气”。邓老师以科举制度为例阐明了这一点。自隋炀帝大业元年确立至清朝终结，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一千三百年。在历代科举取士中，宋代是年均取士最多的，这不仅让儒士成为官吏、官吏成为儒士，也带来了阶层流动与社会活力。此外，尽管唐代科举制度已颇为完备，在宋代，制度实施还是进一步走向严密与开放。宋人有诗云：“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宋代科举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会被糊上，只给一个代号，到后来考卷还会由专人誊抄，以免考官与考生连同作弊。元祐三年苏轼做主考官，看到章援的文章，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李廌的，等到拆号以后才发现李廌名落孙山，但已无法挽回。正是考试与评判制度的严密化，保证它对更多的考生更为公平，更具吸引力。

宋代殿试图

科举制度更加公正开放，很多寒俊之士由此崛起。吕蒙正曾在洛阳龙门利渉院读书，天气炎热想要买瓜却囊中羞涩，只能捡食卖瓜人无意遗落的瓜。后来他科举考试高中状元，便在原本拾瓜处买地，修了一个亭子，取名“饐瓜亭”，以示不忘贫贱，以此激励后学。

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的故事在民间不断被传唱

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的范仲淹也曾经在寒冬腊月“断虀画粥”。此外，与前朝才俊相比，两宋士人在文章、经术、政事等各方面能力更加全面。我们知道，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与唐玄宗时的姚崇、宋璟等人专于政事，少有著述流传于世；而才华横溢的李白、杜甫则没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宋朝则与此迥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等人才学横溢，同时也都曾在政界施展身手。当时士大夫不仅把自己当作文化主体和道德主体，还自觉地把自己视为政治主体，以天下为己任。时人留下的一些名句我们已耳熟能详，例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连监察御史方庭实这样的官员，面对皇帝也敢堂堂正正地指出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在学术思想方面，宋代士人也有卓越的贡献。邓老师认为，我们常说的“宋学”、“新儒学”、“理学”和“道学”这四个概念的内涵是渐次收窄的：宋代所有学术成就都包括在宋学之内；新儒学是宋学的主流，重点在于对先秦两汉儒学经典的重新解释；新儒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派别是理学；道学主要指程朱一系，是理学的主流派。田浩在《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指向：新儒学与道学之间差异的检讨》中认为，“新儒学”概念的用法掩盖了一个含混而又多歧的思想家的谱系。陈来在《宋明理学》的“引言”中写道：“宋代的理学，亦称之为道学。总体上说，道学是理学起源时期的名称，在整个宋代它是理学主流派的特称，而不足以囊括理学的全部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学者并非将学问束之高阁，他们也是政治的实践者。程颐17岁时就对宋仁宗说：“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朱熹被召到临安时，“六日登对，初读第一奏，论格物致知之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次读第二奏论复仇之义；第三奏论言路壅塞、佞幸鸱张，则不复闻圣语矣……”当时理学家进言非常坦率，陆九渊便直言：“（陛下）临御二十余年，未有（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雠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他们都希望皇帝能够正心诚意、励精图治，以报国仇家恨。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说：“政治文化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更点出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两宋时期，政与学确实是兼收并蓄的。

三、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唐至宋经历着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对于这一进程的认识，既关系到唐代历史与宋代历史的基本定位，也关系到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走势的把握。邓老师并不赞成“中古革命”这样的说法，因为宋朝的变革并非彻底颠覆，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所谓平民化，是指普通民众具有较前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受到社会更多关注；就历史上的传统时代而言，是指相对于贵族制、门阀制政治生态，身份背景淡化的时代特色。有些前辈学者认为唐代是贵族社会，宋代是平民社会，邓老师则更倾向于用“走向平民化”这一表述。世俗化，主要是指民间信仰兴起，佛教经历本土化过程，佛道教义世俗化。人文化，则是指更加关心“人”自身的价值，关注人的教养成长。

这些发展趋势体现在许多方面。就都市景观和城市布局而言，唐代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建立的，是通盘设计的结果，格局对称，井井有条，尊卑秩序非常严格。参与考古发掘的齐东方老师说，唐长安城像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宋代开封城则非常不一样，长巷街市，官府、民居混杂。

唐代长安城图

宋代开封城图

城市中有许多商贾、官宦人家，为了管理这些常住居民，宋朝第一次把“坊郭户”设立为法定户籍，历史上出现了城市户口。原先严格的士农工商身份划分流动频繁，“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以“重商”为核心的市民思潮和具有大众化、世俗化特征的市民文化逐渐兴起。十字街头开始有了说书、杂耍、品茶等市井文化娱乐活动。

《清明上河图》局部，羊肉铺前的说书人

文学重心的下移，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就文学体裁而言，唐代有诗、文，宋代扩大到了词、曲；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与欣赏者也扩大到了普通市民。李白与苏轼都有歌咏庐山的名作，比对中可以看出，在诗作的风格与追求上，唐人注重山川气象、丰神情韵，宋人则追求人文意象、筋骨思理。当时人认为诗适合严肃庄重的题材，词宜于表达妩媚细腻的情感，比如李清照的诗《乌江》与词《声声慢》，内容主题不同，体裁选择也就不同。不过宋词也不仅仅有婉约清新的风格，苏轼、辛弃疾等人都有许多豪放洒脱的词作。

两宋读书人众多，对书籍的需求很盛。以印刷术为例，中国古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活字印刷术，而是雕版印刷术。这种印刷技术在唐代就已经十分成熟，但当时主要用于佛经佛像、历书的印刷；直到宋代才开始印普通书籍，此时刻书业也在各地大量出现，随之开始出现版权保护的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

书坊

山西襄汾曲里村金墓砖雕《教子识读》

教育逐渐得到了普及，在乡村往往会有私塾、村学或者冬学，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成为乡里文化的普及者、基层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宋代以来的民间教育，渗透入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从唐宋图像中人物形象的比较，也能看出宋代平民化、世俗化与人文化的趋势。唐代的绘画、壁画与雕塑中的人物大多是帝王、大臣、上层人物，即便普通仕女，也是形象丰腴、闲适。而宋朝则有大量描写下层人物劳作生活的雕塑、绘画作品，反映出时人对庶民生活状态的关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画家工匠认为何种形象具有美感，值得呈现。

唐代仕女形象

宋代养鸡女石刻

四、宋朝历史再认识

邓小南老师总结道，历史学是注重反思的学问。历史上的问题、人物与事件都有反思的空间；而由于人们对宋朝历史的看法趋于两极分化，因而更有再认识的余地。

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本文据现场录音整理，经主讲人审阅）

供稿：李人福

摄影：殷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