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7日，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历史系联合主办的中国文明系列讲座继续进行。当晚第四讲的主讲人是张国刚教授，讲题为“时代变奏：大唐的鼎盛与衰颓”。

张国刚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等职，致力于隋唐史、欧洲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唐代藩镇研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等。

当晚讲座现场

引子：方法论

讲座一开始，张老师开门见山地指出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的历史定位：北朝隋唐的政治品格具有延续性，也具有断裂带。南朝制度影响到隋唐，推动了唐代制度的转圜。盛唐气象，既是总结，也是余晖；中晚唐的衰败，既是落日，也催生着新芽。

接着，张老师为这一定位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说明。他指出，通过史料分析得到上述观点的关键要点在于方法论。面对着唐朝历史的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诸如唐朝的鼎盛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原因是什么？其衰颓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没有解决方案？——我们首先应当把视野落在人事与制度两个主要的分析框架上。人事，指的是个人能动性的、主观性的因素；制度，指的是社会结构性的、客观性的因素。此外，考察一段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还需要将时代趋势纳入讨论范围。这是因为，在历史趋势面前，英雄个人的意志或机智，显得不足以影响其整体进程。因而，在时代趋势面前，领袖人物（英雄、圣人）需要做的就是顺应时势，推动深入持久的改革。

一、大唐何以称“鼎盛”？

张老师讲座的第一部分主要围绕大唐之“鼎盛”展开。首先，他抛出一个问题：大唐何以称“鼎盛”？通过后人根据史料绘制的唐朝疆域地图，我们可以一见端倪。

唐朝疆域示意图

唐帝国除了统治着传统汉族的核心区域之外，还在周边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上都设置了都护府，再加上自然空间相对的封闭性，使其疆域版图空前广阔。这一地图也反映出唐朝的国际化程度是历代以来最高的。张老师指出，盛唐之际，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来朝贡，东亚的日本、朝鲜，南亚的天竺诸国，中亚、西亚的大小政权，乃至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它们都在实质上或名义上奉唐朝为宗主，并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贡维系着一种政治联系。伴随着朝贡的广泛化，也形成了一大批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诸如长安、扬州、广州等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城市，总是海外客商云集，他们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

在内政上，盛唐时期各项统计指标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官方资料显示人口约为5288万，而据学者推算，全国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代表了生产力。唐玄宗时期的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世界的。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达6.6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同时，农民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南方地区也获得进一步开发，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

敦煌唐代壁画《雨中耕作图》

在文化教育方面，盛唐气象同样有很好的表现。开元年间，整理出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达53915卷，而四部（四库）图书分类，也在唐代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采纳。玄宗时期大力提倡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开元二十六年更是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设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当然，那也是一个诗歌的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诗人。

据杜佑记载，开元十三年（725）东封泰山之时，“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 。又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通典》卷七）这里说的是私人客栈，而供官方使用的驿站（公费招待所），每三十里一驿，全国共有1643所。交通便捷，道路安全，国家和老百姓的粮仓都装得满满的。

可见，盛唐时期的中国确实可以用“民富国强”来形容。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唐朝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许多“公共产品”：既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贸易商品如丝绸、马匹、珠宝等，也向他们输出了先进的发展模式，许多国家派出遣唐使赴华学习，唐朝也广泛接纳各国留学生。唐朝巨大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国际经贸交流通道延伸至周边国家和地区，这些通道即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最早走海路至波斯湾沿岸进行外交访问的是唐代的宦官杨良瑶，他从广州出发，到达黑衣大食进行访问。过去以为郑和是“下西洋第一人”，其实唐代的杨良瑶已经从海路出使过西方了。唐朝由此也形成了一系列国际大都市，如长安、广州等（分别对应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宽广的公共空间。唐朝甚至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安全保障，如在边境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等。

杨良瑶墓前的神道碑

那么，大唐之“鼎盛”的原因在于何处呢？张老师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人事方面，张老师首先谈到了“胡”对唐朝尤其是唐朝统治者的独特影响。他指出，唐朝皇帝自太宗始被夷狄尊称为“天可汗”，不仅反映了唐朝民族关系上“华夷一家”的特征，更是从深层面体现出唐朝的建国基础的独特性。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魏“八柱国”之一，而同为“八柱国”的宇文泰、元欣等人都是胡人，更是西魏北周的开国者或宗室。北魏自六镇起兵之后，“八柱国”各家族之间就保持着很深的利益共同关系，伴随而来的还有广泛的政治姻亲，如身为“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将其三个女儿分别嫁与了李虎之子（即李渊的父亲）、后来成为隋文帝的杨坚以及北周明帝。唐皇室不仅具有胡人贵族血统，而且与其他胡人贵族之间有广泛密切的政治联系。

关陇贵族集团与隋唐家族关系图

这一点从李渊起兵的易帜一事中也可一窥端倪。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称：“宜兼以绛杂半续之。”突厥军队为白旗，隋朝军队为绛色赤旗。《资治通鉴》中亦称“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表明李渊易帜是为了显示“不纯于隋”；而陈寅恪则认为这“实表示维持中夏之地位，而不纯臣服于突厥之意”。但是，张老师提醒我们，其实在赵蕤的《长短经》（卷四《霸图》）中，有一段明确的记载：“秋七月，唐公将西图长安，仗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这一记录说明，李渊起兵时更大程度上是借用突厥的名号，显示出唐朝建国基础中胡人因素的影响之深。

除此之外，粟特人对唐帝国建立的参与、唐朝胡人地位的上升，甚至于唐太宗家庭教育中的胡文化影响，都体现出唐朝统治阶级中受到胡人和胡文化的影响颇为深远。这与其他朝代显然是有显著区别的。

唐代陶俑：武官、武士、胡商、骆驼

讲到这里，张老师再次强调，唐朝的开放与自信，首先是经济和社会繁荣发达的结果；其次，我们不能不看到，也是唐朝胡汉一家政治风格的自然表现。北朝社会就是胡汉一家，隋唐王朝延续了这个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读唐太宗的这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就会有别样的意味在心头。

人事的另一方面，是唐朝前期是一个英雄人物辈出的时代，既包括帝王的综合素质普遍较高，也包括一大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的涌现。以太宗时期为例，太宗本人有着高超的统治艺术，如善于内省、纳谏等，同时也知人善用，选贤任能，使得他统治的时期出现人才济济的盛况。

而制度上的革新更是为唐朝的强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张老师重点讲了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均田制与曲辕犁的完美结合。均田制自北朝创立，在唐朝前期得到比较好的实施和推广。一方面，贞观年间相比于隋大业年间，全国户数因隋唐之际的战争而大幅减少，许多农田沦为荒地，因此便于均田制的推行；另一方面，曲辕犁的发明使得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单位劳动力减少，农具和农业生产的成本大幅降低。

流传至今的曲辕犁

其二，汉武帝以来的内外朝制度，至唐朝终于演变为三省六部制度。这既提高了政府运行的效率，同时通过权力制约降低了决策失误的概率。

唐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一台九寺五监示意图

其三，人才选拔上科举制度与铨选制度相结合。唐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十分繁多，包括墨义、口试、贴经、策问、诗赋等；吏部试（铨选）更是讲究身言书判（先试书判：书必楷法遒美，判须文理优长；铨选时察其身言：身必体貌丰伟，言须言辞辩正）。这推动了唐朝社会文化风气的变化，并促成了以下重要转变：从贵族文化转变为文化贵族，即从由特定血统而来的贵族垄断了文化资源转变为通过科举考试掌握了文化主动权的家族形成为新的贵族。这三大制度的转变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上推动了唐朝走向鼎盛。

二、盛世危机

大唐的盛世中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这其中既有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因素，也包含了人事的因素。

盛唐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流民客户问题。唐朝经济的发展使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自武则天时代以来就开始出现大量农民离开原住地，到新的地区去谋生的现象。他们不顾法令的限制，脱离了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又不在新居住地落籍，从而造成人口迁徙的失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玄宗采取宇文融“括户”的建议，整顿流动人口。所谓“括户”，是由监察御史向地方派驻判官，检查“籍外剩田”以及色役伪滥的情况，并将简括出的土地和人口登籍在册。政府允许这些逃户在登入户籍后，享受免征六年租税的优惠待遇，仅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这一政策无疑起到了加强国家对人口与土地的控制、增加国家税收、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玄宗自己也认为“老幼欣跃，惟令是从，多流泪以感朕心，咸吐诚以荷皇命”，但是这一政策的局限性同样十分明显，对新简括出的土地人口，政府还是按照均田制的办法来管理。制度上的保守导致土地兼并问题并未通过“括户”政策得到解决，反而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其二，兵役制度的变化所导致的问题。唐朝自太宗以来，实行府兵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耕战相兼、兵农合一基础上的兵役制度。当农民稳定地占有一块耕地，当大规模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不需要长年征战，实行府兵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不仅国家节省了大量养兵费用，农民免除长年征战之苦，也解决了军阀拥兵自重的问题。但是到了唐玄宗时期，随着人口的增殖和迁徙以及地产的频繁转移，老百姓无法固守丘园，而边疆战争频仍需要长期镇守的武装力量，这种耕战相兼、兵农合一基础上的兵役制度就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改变首先从中央卫戍部队开始。开元十二年（724），张说建议招募长从宿卫的兵士，叫作彍骑，大约募集了十几万人。开元二十五年（737），边军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配置了长征健儿名额，号召凡兵士家属随军者，可就近分配其土地屋宅，以使其安心在边疆服役。这一规定最适合于那些不习惯于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包括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突厥化粟特人。募兵制的实施，一方面使得多数节度使由胡人将领担任（如安禄山），另一方面也使得边疆统帅手中掌握的军队远远多于朝廷直接掌控的卫戍京师的军队。在帝国体制之下，均势失衡而形成的所谓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其潜伏的危险显而易见。

敦煌壁画，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统军出行图

其三，财政危机。这是流民客户问题与兵制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募兵制与边境节镇系统的形成, 促使军费大幅度增加。杜佑《通典》等记录， 开元初边费约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 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天宝二十五年七月）。每年军食和籴，衣装及别支所用布帛数达万匹段之巨。这些数字反映出开元末年以后军用“日增其费”的事实。而武则天时期以来愈演愈烈的逃户问题则使得唐帝国在政治出现动荡之时，国家征税体系会迅速走向瘫痪，从而导致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局面。

面对以上所说的危机，本当通过制度上的创新来加以解决，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盛世之中，毫无忧患意识。可以说，盛唐危机同样也是人事性的，这突出表现在唐玄宗的“倦勤”上。张老师认为，唐玄宗后期失政的悲剧在于他兴趣转移之后却不舍得退让皇帝之位。本来，让一个有艺术爱好的人常年放弃自己的爱好而勤勉政事已经很不容易，唐玄宗克尽职守二十来年，本可禅位后嗣，自由发挥性情、发展爱好，但他却做了一个最不明智的选择，居其位而不务正业，把个人兴趣置于政事之上，最终安史之乱爆发，盛唐的辉煌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三、唐后期：改革与困境

接下来，张老师分析了唐后期所进行的改革及其所遇到的困境。

张老师首先勾勒了唐后期的历史脉络。唐后期在肃宗和代宗朝主要以平定安史之乱和初步恢复稳定局面为主，至德宗朝开始进行改革。德宗之后，又有五次大的改革时期，分别是永贞革新、元和中兴、文宗改革、武宗改革和宣宗新政，这些改革围绕着三大问题展开：宦官擅权——皇位继承权；藩镇割据——地方自治权；朋党之争——行政用人权。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解决唐朝统治的根本问题，至懿宗、僖宗朝，唐帝国的统治全面恶化，黄巢起义爆发。唐朝最终走向覆亡。

8世纪后半叶的大唐与周边关系

张老师重点分析了德宗改革的情况。德宗初年的改革，有两个重要主题：军事与财政。就军事而言，就是重新整顿各地藩镇。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各节度使甚至世袭相传，对朝廷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德宗试图通过肢解藩镇军队、用藩镇打藩镇等手段来将地方军镇重新控制在朝廷手中，而这引发了各节度使的严重不满，从而导致了“泾原兵变”，德宗被迫逃出长安，发布《罪己诏》，宣告整顿藩镇的失败。此外，德宗还试图推动军事秩序的重组。他组建了一支由宦官领导的中央军部，即神策军。这是一支十几万人的禁军部队，对当时外强中弱的唐后期军事秩序来说，是一种新的冲击。

就财政而言，唐德宗一方面进行盐政改革，削减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统一征收盐税。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和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

另一方面进行税制改革，推行两税法，按照现有土地面积的大小，实施每年夏秋两次课税，课税基准由人转变为土地（资产）。两税法的实施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自古以来，课税制度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下述想法：土地是公家的东西，作为土地的回报，土地的使用者将收获物（实物）的一部分和劳动交给公家（国家）。两税法原则上规定必须纳钱（即缴纳铜钱），与缴纳实物的租庸调制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是唐代中期以来逐渐成熟的货币经济的结果。在此之前，盐的专卖税已经实行了纳钱，盐税与两税钱加在一起，极大地充实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改善中央财政的同时，两税法也有抑制藩镇的作用。由于是按照事先定好的对象（税目）和税额来课税，因而藩镇方面就很难随意地扩大征税的范围。藩镇停止了一次性缴纳辖区的上供（缴纳给中央的税钱）的做法，改为由属下的州县分别上供。藩镇的影响力缩小至其直辖州（使府州）内。

但是，由于德宗初年改革目标太多，实力不逮，最终导致了乱局。这就迫使德宗兴元元年（784）回到长安之后，选择重点问题加以解决。德宗后期的贞元政治致力于解决京西京北军队部署问题，即推动神策军体制，以及解决两税法的落地问题，以夯实中央财政基础。

盐场画像砖

德宗之后，尚有五次较大规模的改革。永贞革新以争夺军权和财权为主，元和中兴和武宗改革则围绕着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展开，文宗改革试图削弱宦官的兵权，而宣宗新政则试图结束朋党之争。但是由于改革领导者综合能力的缺陷、改革的指导方针与策略的失当，这些改革都草草收场，未能挽回唐朝不断衰败的局面。张老师向我们总结了对唐朝衰败的历史反思。他指出，制度变革是解决晚唐积弊的根本途径，但是人才危机导致制度变革沦为空谈。所有改革弊政的努力，都因当事人的严重缺陷而失败。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力、濡化能力、汲取能力、整合能力都不够强大，终致无可挽回的败局。

总结：时代的变奏

讲座的最后，在带我们了解了唐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变迁之后，张老师作出了自己的总结。

他说，唐朝前期的繁荣，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南北融合、胡汉一家所带来的成果。南北朝时期所创建的诸种制度，其作用在这个时期发挥到了极致。北朝及隋唐的政治品格的延续性，不仅体现为胡汉融合，也体现为制度容量的充分发挥。但是，唐朝又不是南北朝简单的重复；隋唐政治制度的转圜，又展现为唐代前期政治实践的创新。然而，唐玄宗错过了主动改革的“时间窗口”，使得安史之乱把这个大厦推倒；此后的一切变革都是为了应对现实层面的问题而被动进行。不过，中晚唐的衰败，既是落日，也催生着新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军事制度，以及在思想领域，都展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新生因素对日后五代十国乃至宋代的制度设计和社会风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唐朝确实是一曲“时代的变奏”。

（本文据现场录音整理，经主讲人审阅）

供稿：俞燚帆

摄影：俞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