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0日，阎步克教授为我们带来“中国文明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变态与回归：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

阎步克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与职位》《从爵本位到官本位》《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官阶与服等》等学术专著。

当晚讲座现场

阎步克老师

研究角度：制度史观

阎步克老师首先表明，随后所要讲的，等于是他的《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的一个概述。此书观察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角度，可以说是“制度史观”，意即，偏重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特点及变迁。

具体说来有三点：第一是政治制度变化，如官制、法制和人事制度；第二是政治势力，即各种政治势力、集团、阶级或群体的相互关系、何种势力占据支配。第三是政治文化，它构成了一个体制的运作基础。同一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的运作，可能截然不同。从制度、势力和文化这三个方面，比较魏晋南北朝与其他时代，可以让某些历史轨迹更为凸显。

变态的发生：士族门阀的兴起

周代实行分封制，诸侯各自建国，卿大夫则拥有大片采邑。周天子虽然号称天下共主，其实他根本管不到天下每一个农民，因为他不可能到各诸侯国去征税，只能以王畿为生。列国国君也不会到卿大夫的私人领地上去征税。这跟与中世纪西欧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在那里，“The king shall live of his own”。

周代又实行贵族政治，采用世卿、世禄和世官之制。大贵族世代为卿执政，贵族子弟都有爵有禄，某些官职还可能由某家族世代把持，形成世官。世官往往需要专门技能，占卜之官、史官往往是世官。因世代做某官，那官名往往变成其家族氏姓了。如某家族世代占卜，后来便以卜为氏；某家族世代为史，后来便以史为氏；世代负责屠宰，后来就以屠为氏；世代制作毛皮衣服，后来便以裘为氏，等等。这叫“以官为氏”。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史墙盘；其铭文显示，某微氏家族，从周武王到夷王，七代为史官

自秦以降，情况大变。秦始皇凭借郡县、乡里、什伍和户籍制，能让天下四千万农民都向其交税、为其服役。清人赵翼称秦汉间是“天地一大变局”。一个布衣领着一群亡命无赖，几年后便成为天下之主，这都是此前历史从未有过的。一个流动化、功绩制的社会降临。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语，项羽“彼可取而代之”之辞、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之言，都显示了此时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激发了底层的政治期望。进入汉代，先秦那些古老贵族彻底沦落，不可能靠旧贵族身份在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了。

然而，“世家”在经历了巨大断裂后，两汉四百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积累。相关的世家可分三类，分别滋生于官场、乡里和士林。

第一种是官僚世家。秦汉选贤任能，但也有任子等制度为官僚提供了入仕特权。一些家族因世代居官，逐渐建立了族望。他们可称官族。第二种是豪强世家。汉初年小农队伍可能是比较庞大的。文景之后土地自由买卖普遍化，少数人占据大量土地，拥有大批奴婢、佃客，形成了豪强世家。第三是文化世家。在先秦诸子时代，学术家传的现象并不明显。汉代有所变化。有人做过统计，两汉师传和家传的比例其实差不多。但东汉儒生数量庞大，所以家传经学的“学门”数量，肯定大大增加了。经学家族、名士家族也逐渐建立了族望。

这三种世家围绕着“族”这一轴心，形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循环。乡里豪族凭借着经济优势，令子弟读书、成为士人；士人由明经入仕获得了政治权力，反过来又强化了其家族的乡里势力。士族就是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封闭循环中形成的。所谓士族，就是官族、学门、豪强的三位一体。东汉末年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世代传经、世代三公，就被认为是东汉士族的典型代表。

面对这个官族、豪族、学门“三位一体”的模式，要关注如下几条线索。一是就“官族”而言，这里有个官僚与贵族的关系问题：中古士族在多大程度上是贵族，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官僚？二是就“学门”而言，这里有个文士与武人的关系问题。魏晋士族有一个文化来源，可以说是中国士人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而在晋宋间，是军人势力而非文化世族振兴了皇权，刘宋开创者刘裕系北府将领；北朝振兴皇权的力量主要是鲜卑军功贵族与国人武装，汉族文化士族在这里是被统治者。三是就“豪强”而言，这里存在着一个“士族地主”的问题。较早一些学者，习惯性地把“士族”与“地主”联系起来，强调士族是地主阶级的一种类型，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古老的农村结构”。因读者也会读到那些著述，所以这里要做一提示：在这样的论述中，“官场”和“士林”这两个更高级的活动空间，多少被忽略了。

魏晋以来因政治动荡、皇权不稳，在政治上就出现了很多“退行性”措施，包括私人关系强化，皇帝首先从心腹、党羽的家族中选官，统治集团明显封闭化了。西晋权贵，大多是曹魏权贵的子孙。在其间士族势力便扶摇直上。魏晋南朝的王朝更迭采用“禅让”之法，皇权虽转入了别家，官僚权贵却仍是那一批人。前朝所积累的政治腐化、僵化因素，由此原封不动地带入了下一个王朝。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门阀政治”的概念，指“门阀与皇权共治”，其特点有二：一是“皇帝垂拱”。南朝人评价东晋，说其时“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二是门阀当权。侨姓门阀得以与皇帝共天下的，先后有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吴姓士族朱、张、顾、陆等，构成了江左士族的第二个层次，屈居侨姓士族之下。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魏晋时皇权尚没有如此衰落，南朝时皇权又有复兴之势，北朝则始终就没有门阀政治。那么东晋就呈现为汉唐间专制皇权的一个谷底。

士族政治波及到了制度层面，还造成了一定的“制度变态”。例如恰好出现了一种九品中正制，与魏晋南北朝共始终，构成了时代特色，被认为保障了士族特权。这种选官办法，是在朝官之中选拔若干德高望重者，业余兼任中正，负责品评人才，根据德行才能之高下，把士人评为“上上”到“下下”九品，吏部便根据士人的中正品之高下授其官职。粗看这些规定，似乎没怎么优待士族。但对一个制度，不能只看其法律上、书面上如何规定，制度必须在投入运作之后，其全部意义才会充分表现出来。中正通常由士族头面人物担任。尽管最初有些中正还能恪尽职守，依据德才品评，但西晋后基本上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了，谁家门第高、父祖官大，其子弟就给上品。所以说九品中正制很特别，它在形式上仍是“选贤任能”的，在运作中则被扭曲了，面目全非。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号称“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周代选官是世卿世禄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卿门有卿”的现象卷土重来了。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周代贵族政治的死灰复燃。从政治体制上看，这一段历史走回头路了。南朝沈约曾评述说：“周汉之道，以智役愚”，而“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从文化上看，中古士族是由先秦士人、汉代儒生、汉末名士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是“士人的贵族化”。他们有一个悠久的文化渊源。所以进入魏晋，从“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中朝名士”一直到“江左八达”，“名士”现象非常夺目。

文徵明《兰亭修契图》局部

西汉的创业集团是一群布衣、“亡命无赖”。西汉社会的流动性相当之大，进太学没有任何的身份限制，寒门子弟也可以明经入仕。东汉创业功臣则“多近儒”，显示了时代变迁。魏晋创业者及其子弟，既是最大的权贵，又是当代名士，思想界的前卫，以玄学清谈为特色。汉代经学是开放的社会教育，魏晋玄学则是封闭的贵族沙龙式的学术。汉人习经是为了做官，魏晋玄学名士谈玄，更多出自纯粹的文化兴趣。名士崇尚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超越了儒家礼法，放达不羁成了名士风尚。

变态的幅度

对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殊性，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处理。

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者曾有“四大名旦”之说，其中除了周一良先生，其余三位即王仲荦、唐长孺与何兹全先生，都持“魏晋封建论”。以王仲荦为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世家大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耕作者依附农民——部曲、佃客。”根据唯物史观，他们认为战国秦汉是奴隶社会，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佃客、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庄园经济等，决定了此期进入封建社会。这是从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来阐释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的。

日本内藤湖南参考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阶段，反观中国史，把中国史也分为三个阶段：东汉以前是第一阶段，相当于西方的古代社会；六朝隋唐算是中国的中世纪，其特点是贵族政治；宋以后是“东洋的近世”。这样的分期，凸显了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把它视为贵族现象。内藤湖南论述说，六朝到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在这时候，君主成了贵族的共有物。周朝的政体支柱，是贵族制和“授民授疆土”的封建制，内藤湖南说魏晋没有周朝那样的封建，只有类似周代那样的贵族制，所以魏晋南北朝不是封建社会。宫崎市定、谷川道雄对此也都有明确阐释。他们把六朝隋唐视为“非封建的中世”。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史的观照。大家马上看到，内藤等认为六朝隋唐不是封建，而中国的“魏晋封建论”恰好相反，以“封建”为这个时代冠名──当然，他们各自的“封建”内涵大不相同。

吕振羽、侯外庐等很重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从土地国有、中央集权、共同体形态等方面认识中国史，这样政治体制在决定社会形态上的作用，就得到了更大强调。而在“二战”之后，若干日本学者也从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概念出发观察中国史。滨口重国认为自耕农构成了秦汉专制君权的基础。西嶋定生申说“皇帝的个别人身支配”，倾向于把社会政治结构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矢野主税提出了“寄生官僚”的论点，认为中古贵族因国家权力的存在才得以成立，门阀只是国家政权的“寄生官僚”。这样，前面曾加提示的那个问题，即中古士族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律贵族”，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寄生官僚”的问题，就凸显了。比较之下，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学者主要是把士族看成“士族地主”的，所以对这个“官僚 vs.贵族”的问题并不关心，而且至今仍然很不敏感。

不过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已正面触及这一论题了。1902年，不到30岁的梁启超发表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这篇文章运用了很多政治学原理，例如相关的各种政体理论，例如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此消彼长的规律，等等。以此为基础，梁启超对历代政治体制变迁，提供了一个通贯的阐述，为从制度史观理解中国史，确立了很多基本认识。他确认周代政治体制是贵族制和封建制；战国至秦用客卿，贵族政治遂受裁抑；汉统治集团出自草泽，不带一毫贵族性质，为专制政体又一进化。至于魏晋南北朝，梁启超认为“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

青年梁启超

梁启超的这一看法，与日本学者的六朝贵族论相当不同，却跟田余庆先生的看法非常接近。田余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总体上仍是皇权占据主导，这一时期虽出现了门阀现象，但门阀政治仅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可以说百年以来，只有梁启超、田余庆强调了汉唐间历史的连续性。沿田余庆先生的思路继续推论的话，阎步克老师认为，中古士族也可说只是“官僚的变态”。从“官僚vs.贵族”的角度看，士族门阀一度扭曲了官僚政治，令其出现了“变态”；但其扭曲的幅度，没有达到整体上转型为贵族体制的程度。魏晋南北朝使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些可能性展现出来了，但是最终，它又回归于中国史进化的中轴线，即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

回归的动力

田余庆先生曾指出，东晋末刘裕以北府将领的身份终结了门阀政治，南朝皇权得以振兴，“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刘裕的身份是次等士族──次等士族是沿用了陈寅恪的用语，我们也可以说是军人势力──而非文化士族，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军人中崛起了又一代皇帝。刘裕的赫赫武功几百年来除了曹操无人与之匹敌。这再次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皇权的军事来源。南朝皇帝“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恢复了对各个行政机构的支配，随后还采用了武将执兵柄、寒门掌机要、皇子镇要藩等措施。

南朝龙纹画像砖

北朝政治复兴的势头更为强劲。十六国以来，“五胡”君主就拥有重大的军事专制权威。也就是说，在东晋皇权陷入谷底之时，十六国皇权却呈截然相反的变化。尽管在这里也经常出现民族冲突和各种动乱，然而各政权也随即开启了汉化进程，如采用汉式官制、编制户籍、振兴官学、建设法制等。孝文帝时迎来了一个汉化高峰，政治体制有了重大进步，甚至还出现了若干制度创新。可以说，自孝文帝以来，北朝的行政水准就已决定性地超越了南朝。编户齐民体制全面重建，官员考课经常化了。周齐两朝的制度建设，斐然有成。陈寅恪评价魏律、齐律“取精用弘，成此伟业”。唐律这个重大制度成就，是源于北朝的。科举制也是唐代制度史上的一座丰碑。若以考试选官说，北朝曾有八百余人、甚至三千人的公职考试，这个规模不仅远过南朝，甚至超迈秦汉。考课、监察、官阶、学校等制度有重大发展。唐代六学体制，就是上承北朝的。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编户齐民体制完善了。北朝多次大规模括户，往往一次就把几十万人纳入户籍，显示了强大的国家能力。相比之下，南朝国家能力就是较弱的，有学者估计，南朝最多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四五分之一。

敦煌北周壁画中的角力画面

从政治文化看，南朝尚清谈文学，北朝尚武功吏治。南朝学术深染玄风，而北朝恪守汉代经学。钱穆便认为，北朝的复兴来自以儒家经学（例如北周用《周礼》）治国。若依此说，则从儒家政治精神说，北朝反而是沟通汉、唐的。

从政治势力的结构看，南朝士族虽已屈居皇权之下，却依然高居于其他各阶层之上，压制着寒人、武将，使他们无法发展为新兴政治力量。但北朝不同，其政权主干是鲜卑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因同族原因他们高度凝聚，带动了整个政权的振作，并给予了皇权重大支持。（梁启超的前揭文曾触及了这样一个规律：异族政权中的贵族反而是强化专制的。）南朝最有权势的势力是文化士族，北朝最有权势的势力是军功贵族。就此而言，南北朝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南朝文化士族同北朝军功贵族的竞争史。

最终，北朝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出口，历史是由齐、周、隋，走向隋唐盛世的。隋唐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来自南北朝的民族融合；隋唐专制官僚制的复兴动力，来自北朝的民族压迫。

北朝政治复兴的动力，可视为“部族武力的体制化”。王朝崩溃后的战乱，某种意义上也是王朝循环的自我更新，其时军事活动、军事组织、军人集团吸收了各地涌现出来的暴力，使之体制化了，由此恢复了秩序，一个新的集权体制得以重建。所以王朝初年往往都会出现专制强化。异族征服能够制造出更多的暴力，而且游牧民族把主奴关系带入了新体制，所以中国历史的几次北方族群的入主，都强化专制集权。又如北宋政治开明宽松，出现了“士大夫政治”，还有学者认为出现了“皇权的象征化”。假设继续下去，中国政治制度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无论怎样，辽金元等异族政权扭转了这一趋势，使之回归于历史中轴线了。北方族群对中国史的影响，不仅是造成了民族问题、国防问题，也在制度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

总结：历史连续性

从制度史观来看，中国是两千年一贯制。虽然魏晋南北朝出现了门阀士族──北朝还有军功贵族，但总的说来，其政治体制的变态幅度，并没有达到形成一种全新体制的程度。以前的部分论述可能含有一个偏颇：只看“人”，低估了“制”。“人”就是政治势力，士族门阀势力吸引了众多视线，显得非常耀眼；但如果从“制”的方面看，此期秦汉留下的专制集权体制虽有锈蚀扭曲，但依然健在，甚至依然在进化之中，宛如“冰层下的潜流”，并且成为唐制的先声。唐律、科举和三省六部这三大制度成就，都是以魏晋南北朝的相关发展为基础的。尽管从“人”的方面看，唐代士族还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然而去看体制：统一帝国再现，以上述三座制度丰碑为代表的制度发展，都标志着专制官僚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如果魏晋南北朝的“变态”幅度，并不如“六朝贵族论”所夸张的那么大，则“唐宋变革论”所谓唐宋间发生了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制度的重大转型的论点，便应予修正。因此，阎老师并不采用“六朝贵族论”的认识，因为从制度史观来看，唐不应该与魏晋南北朝，而是应该与两宋划入同一历史阶段。

田余庆先生认为，“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这就是由“制度史观”视角所看到的历史景象。制度史观强调中国史的连续性。强调政治体制的“二千年一贯制”。王国时代、帝国时代和近现代，分别构成中国国家体制的1.0版、2.0版，及正在升级换代之中的3.0版。之所以使用1.0版、2.0版、3.0版版本的措辞，就是刻意表明中国史有自己的逻辑、规律、节奏和道路，是同一事物连续发展、升级换代。

最后阎老师再次说明，本讲所述，不过是一些老问题的再次梳理而已。当今的中青年学者非常强劲，不断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课题。本讲的论述并不算学术前沿。

仔细聆听的青年学子

（本文据现场录音整理，经主讲人审定）

供稿：李人福

摄影：殷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