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3日，新雅讲座第十三期在清华大学旧经管报告厅举行，讲座主题为“古希腊悲剧与西方文化的自我理解”，主讲人是剑桥大学古典学系教授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

西蒙·戈德希尔是剑桥大学古典学系希腊文学教授，剑桥大学CRASSH(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研究院)主任；2009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10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John Harvard 名誉教授，2016年当选为大英学院（British Academy）院士。

戈德希尔教授的古希腊悲剧研究为同行所称道，他的一系列著作围绕古希腊悲剧、文学理论及古希腊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展开，被译为十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他的作品荣获三大不同领域的国际奖项：《维多利亚文化与古代文明》获2012年罗伯特·洛瑞·帕特奖，被评为“近年来关于19世纪英国文学最好的研究”；《索福克勒斯与悲剧语言》获2013年伦斯曼大奖；《耶路撒冷：热望中的城市》获2010年独立出版人历史类金奖。他的《奥瑞斯提亚》中译本最近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在本次讲座的前半部分，戈德希尔教授首先从著名的苏格拉底问题开始，通过介绍古希腊悲剧的剧场、庆典和戏剧演出等，来阐明雅典如何向自己的公民展现自身，以及它如何不断质疑、追问自身。

在讲座的后半部分，戈德希尔教授追溯了悲剧在西方文化史中的兴衰沉浮，认为每当我们在自我理解上面临激烈冲突时，悲剧总是会再次兴起，成为我们反思自身的不竭源泉。

在悲剧所提供的想象性空间中，我们得以不断追问自己：我应该如何生活？这就是悲剧之于我们最重要的意义。

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

戈德希尔教授首先以困扰他多年的苏格拉底问题开场：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城市中，于是问题转变为，我们如何能够生活在一个好（Good）的城市？我们如何才能使城市成为一个好的居住地？如果我们只在经济效率、科学等维度上思考，那么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我们将永远给不出一个答案。科学并不能回答“你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因为“应当”关涉到伦理学，而这是至关重要的。

在戈德希尔教授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继续追问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一个城市如何自我表现，即一个城市如何向自己的公民展示怎样做一个公民？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或是在北京，或是在剑桥，在此情境下，我们应该如何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职责？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城市如何去追问自身，即不断地追问：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一个城市如何才能找到恰当的言说方式与制度来批判自身？戈德希尔教授相信，对于理解这些问题而言，重新审视古希腊是极其重要的；据此，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进而发现这些问题是如何随着历史一起变迁的。

悲剧与制度

戈德希尔教授首先介绍了古希腊悲剧所赖以生长的一项伟大制度。在当代，我们每天都能在欧洲的各大城市看到不断上演的古希腊悲剧。但是在古代世界，戏剧只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上演，也就是公元前470~前401年雅典的大酒神节期间。这一节庆大致就是在每一年这个时间，即3月末、4月初举办的。戈德希尔教授认为，了解大酒神节庆典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城市向自己言说的方式，即一项自我批判的制度。

01 剧场

从雅典剧场遗迹的照片中，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戏剧与城邦的政治、军事、宗教中心的各种关系。事实上，如果不理解戏剧与政治、宗教的关系，我们就无法理解戏剧本身。

首先是，谁能够走入剧场观看戏剧呢？答案是男性公民。当你是一个德莫（Demos）的成员的时候，才能得到票进入剧场。德莫是雅典城邦内的一个小型的、地方性的政治单位，三个德莫组成一个部落。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国家的成员才能得到票。此外，在剧场中，观众将会和自己的部落成员，即自己所属的社会政治团体坐在一起，而不是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戏剧与政治、军事、宗教的关系从剧场中座位的划分也能看出来。在剧场中间坐着500个议事会成员，也就是政府官员。其中前排坐着的是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即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军事领袖——十将军，他们和酒神的祭司、外国使者坐在一起。在剧场最外围，坐着的是外邦人，他们有自己专门的座位。在剧场的一侧，坐着战争孤儿，他们的父亲都在为城邦作战中牺牲了。他们都刚刚成年，准备加入城邦军队继续为国效力。

因此，当你走进雅典的剧场时，你也就走进了城市的地图，从中你能看到各个社会政治团体：将军、政府、孤儿和外国人。当你观看戏剧时，你看到的其实是整个城市在向自己（的公民）展示自身。

雅典的剧场很大，比如古老的狄奥尼索斯剧场，据说有17000个座位，所以在观剧时剧场就成为了最大的城邦公民集会地，这就是整个城市。

狄奥尼索斯剧场复原图

剧场本身就是政治场所。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上演3部悲剧、5部喜剧，它们由政府资助。实际上，每一年都会有8位公民被选中去分别资助一部戏剧。不仅如此，雅典城邦还设立了戏剧基金来资助无力买票的公民前来观剧，因为这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而且这一制度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以至于提议改变这项制度都是非法的。一个事例是，在公元前4世纪时，即便雅典正在战争中走向失败，也没有人胆敢提议挪用观剧津贴投入战争，雅典人宁愿战败也要保住观剧津贴。

02仪式

在戏剧演出开始之前，有4场仪式，这些仪式也是一个城市展示自身的方式。

第一个仪式：在戏剧开始之前，先由最重要的政府官员来进行献祭，即宰杀猪仔之后由十将军来奠酒。这一举动表明，戏剧是由政府控制的，剧场是一个政治场所。十将军共同行动是很罕见的，一般不超过一年3次，且基本上都是因为和平与战争，或者祈求城市的好运这样的重大事件。但是他们每年都会共同出现在这个戏剧开幕之前的献祭仪式上，以此强调这是一个国家行为。

在第二个仪式中，会有官员在整个城邦面前宣布所有为城邦作出贡献的公民的名字，并授予他们花冠。因为在古希腊，所有人都相互竞逐以成为最优秀的公民。这一仪式因而能够激励所有公民成为好公民，并推广这样一种价值观——一个人的行为将依据对城邦所做的贡献得到评判。

雅典最有名的十将军之一，伯里克利

第三个仪式，由一队奴隶带着贡品向整个城邦展示，即纳贡游行。这些贡金由雅典的盟邦提供，某种程度上是盟邦向雅典帝国支付的税金。（关于雅典帝国，教授解释道，在希波战争中，为了抵抗波斯侵略，希腊人成立了提洛同盟，资金都存放在中立的提洛岛上。但是后来雅典认为自己是同盟中最强大的城邦，资金应该保存在自己的神庙中。于是雅典利用这些钱建造了强大的舰队，并以此要挟其他城邦成为自己的盟友并纳贡。如此周而复始，雅典的“盟邦”越来越多，也就成为了一个帝国。）在游行中，贡金会被携带着围绕剧场向整个城邦展示。通过这种游行，雅典表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这一游行活动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帝国解体以后才停止。后世的作家认为，正是这种炫耀性的游行使雅典招致了所有人的痛恨。

第四个仪式，是一群年轻男子的游行，他们都是战争遗孤，由国家抚养长大，并由国家出资接受教育。当他们成年时，会在整个城邦面前被授予盔甲、武器，并举行游行，宣誓在军中服役，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为国而战。

这一仪式也蕴含着雅典的民主价值观。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战争之于男人就如婚姻之于女人”，韦尔南（Vernant）曾这样写道。战争给男人提供了一个机制，他们借由这个机制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当时雅典是公民军队，公民自己决定是否开战，也要自己走上战场。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几乎每一年都有战争，因而公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与战争有关。例如，当苏格拉底走到广场上说另一个人很胖时，他也是在指责对方正置城邦于危难之中。因为在雅典军队中，重装部队中每一名士兵都需要依赖身边战友的保护。因此，一起训练、一起作战对于把民主雅典凝聚起来极其重要。集体精神对于雅典人而言如此重要，以至于只有为国战死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定义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参与政治；每一个公民都应当为城邦而战。通过这一仪式，雅典向公民表明什么是战时的美德，何谓民主政治。

戏剧演出开始之前的这四个仪式都是由城邦运作，它们反映了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价值观。

03悲剧

在一系列的仪式结束之后，戏剧开始上演了。在喜剧中，将军等重要政治人物会被当面羞辱；而在悲剧中，一切都错乱了，弑父娶母、国家分崩。为何刚刚在一系列的仪式中展现了城邦的民主价值观，下一幕却是一系列的悲剧与毁灭？

人们可能回答说，因为悲剧总是被设定为发生在别的城邦——除了《奥瑞斯提亚》——因此并不是我们处在悲剧之中，而是他人。但实际上，悲剧中的人物并不是单纯的穷凶极恶之人，他们与我们一样，因此悲剧中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我们以为自己优于俄狄浦斯，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未来胸有成竹，但一切都只是自我欺骗。悲剧看似在讲述莫不相干的他人的故事，但是最终一切都是关乎我们自身。当我们以为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开始认真思考自身。“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一个苏格拉底会不断追问的问题，也是悲剧让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的问题。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之子忒勒马科斯总是被教导要像奥瑞斯特斯一样，因为奥瑞斯特斯通过杀死母亲及其情夫控制了自己的家产。《荷马史诗》就像是希腊人的《圣经》，在其中奥瑞斯特斯是英雄的典范，他杀了自己的母亲，为父亲复仇。在荷马那里，对于奥瑞斯特斯是如何杀死自己母亲的，只有一片沉默。而埃斯库罗斯把这一切放在了舞台中央，奥瑞斯特斯在面对母亲时扪心自问：“我能杀死自己的母亲吗？我是否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在《奥瑞斯提亚》三连剧的最后一部《欧门尼德斯》中，我们则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杀了自己母亲的人？这是正当的吗？

对于埃斯库罗斯的改编，尤为重要的是，首先，在创作《奥瑞斯提亚》的故事时，埃斯库罗斯处理的是当时人人皆知的经典文本《荷马史诗》，他改写了这个占据着所有人的想象空间的故事。其次，在荷马那里，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妥当就意味着自己行事正当合理，然而这一点在埃斯库罗斯的时代已经被质疑，因为除了家庭以外，还需要考虑到国家的层面。因此，这一改写使之成为关于城邦的故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埃斯库罗斯的改写使我们必须想出解决措施来解决悲剧中的困境，我们必须自己作出决定，因为我们已经被遗弃在不确定性之中。

阿波罗净化奥瑞斯特斯

《奥瑞斯提亚》也是对城邦的民主价值观的一次质疑。因为在民主政治中，我们需要对一切负责，但是在悲剧中，谁应该为悲剧负责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庭将会解决问题，然而在这一情境下却行不通，最终借助雅典娜的介入才解决困境。在民主政治中，言说非常重要。然而《奥瑞斯提亚》却表明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我们的言说最终会把自己引入灾难。

戈德希尔教授的现场讲演极具感染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城邦面前，戏剧公开质疑、攻击了雅典城邦最基本的价值观。它使人不再只是不加反思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追问在相互冲突的道德责任面前，我应该如何抉择？例如，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应当献身于国家，为国尽忠，那么家庭价值又将安置于何处呢？反之，如果履行家庭责任，那么又如何践行守卫城邦的誓言呢？通过将不同的道德义务置于冲突之中，却不留下一个现成的解决方式，悲剧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个问题：我应当如何生活？

在雅典，城邦通过剧场、庆典和舞台展现自身，但这些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相互冲突的。这使得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ideology）中的张力，能够设想其他观点与可能性。庆典与质疑的混合本身是极其有趣的，这一混合也就回答了最开始的两个问题：一个城邦如何向自己的公民展示自身？城邦以何种制度去批判和质疑自身？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戈德希尔教授转向更一般的西方文化，探讨其中的自我质疑与批判的方式，以及悲剧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再次显露其重要性。

历史长河中的希腊悲剧与自我的转变

教授提到，在过去几年中他一直和剧场合作，得知他们反复改写了《奥瑞斯提亚》。而他们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一部近2500年以前的戏剧，是因为古希腊悲剧始终在对我们言说，以至于在今天观看古希腊悲剧后，我们依然会感受到如此痛苦不堪。悲剧需要被设定在他处，才不会因为自我审查而把悲剧拒之门外，仿佛它与我们的生活毫无干系。莎士比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他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异国他乡。

莎士比亚创作戏剧时正是宗教改革时期，此时的英国正在从一个天主教国家转变为新教国家，两种宗教观念互相竞争。戈德希尔教授特别指出，新教的观点依赖于一种对于自我、人类的特殊理解，其中内省和忠于内心极其重要。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没有提到基督教，因为戏剧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别处，但是在他的戏剧中，自我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在喜剧如《仲夏夜之梦》中，每一个人也都转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只不过由于是喜剧，所以每个人最终还是转变回了自己原来的样子。而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一直面临着诸多两难抉择，而转变自我就是莎士比亚用来探讨转变宗教观念的方式，因为宗教定义了一个人是谁。在当时的英国，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反复转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让自己的所有信念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冲击。莎士比亚正是喜欢用这样的转变来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自我是如何被转变的？我们今天都很熟悉这样的意象，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但是这样的意象其实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通过让人物面临诸多抉择、 有可能作出不一样的行动，莎士比亚使自我的转变被展现出来。例如，没有剧场、没有表演，我们就无法向公民展示做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在自我理解上面临最大程度的相互冲突时，悲剧也就出现了。悲剧第一次出现是在民主雅典，在那里人们第一次可以说，人正在掌控自己的世界；它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再一次出现，因为个人的宗教信仰正在经历急剧的转变；再下一次则是临近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歌剧作曲家克里斯托弗·威利巴尔德·格鲁克（Gluck）的歌剧中人们第一次哭出来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位革命者声称革命的原因就是格鲁克的歌剧，因为在其歌剧中，我们第一次看到自己作为公民出现，而且在歌剧中，我们的情绪完全释放了出来，这种激情最终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瓦格纳则想在每一方面都恢复古希腊悲剧，尤其是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

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对于瓦格纳而言，古希腊是一种理想，他称小时候在阅读《奥瑞斯提亚》时，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转变了，愿意放弃余生来做一天的希腊人。在瓦格纳生活的年代，德意志依然邦国林立，在迫切希望德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他看来，德国需要一种公民理想来指引，而这只能通过古希腊悲剧来完成。另一位英国歌剧作曲家则在1910年基于《奥瑞斯提亚》的讲座中展现一战前夕，工业帝国中人们的自我正在被撕裂，人变得残暴不堪。他希望通过古希腊悲剧中的残忍与暴力之表现，来表达现代自我已经遍体鳞伤。

悲剧何以重要？

自我从宗教自我转变为民族主义的自我、政治的自我，最后到破碎的自我。在这些自我转变的关键时刻，当艺术家试图探讨想象中我们可能生活的世界时，他总是需要以某种方式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问题，此时他们总是会转向古希腊悲剧的深厚传统。通过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在其中我们面对他人——那些我们希望成为的人、我们可能是的人、我们能够成为的人。悲剧使我们得以思考“我们是谁”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悲剧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思考悲剧的原因。在悲剧中，我们的政治自我、性别自我、社会自我面临一系列我们可能不想面对，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关于自我认同、自我掌控，以及“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问题。

在讲座的最后，戈德希尔教授回应了现场同学提出的“《奥瑞斯提亚》中阿迦门农用女儿献祭这一情节的象征意义” “《奥瑞斯提亚》中是否已有现代性的元素” 等问题。教授最后强调，如果没有悲剧为我们所创造的想象性空间，我们很难思考也很难回答“我们是谁？什么是好的生活？”这样的问题。因此，悲剧应当一直被谈论，始终被思考。

供稿：李人福

摄影：殷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