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30日，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主办的系列讲座第十二期在清华大学西阶教室举行，讲座主题为“《丝路山水地图》的发现与研究”，主讲者是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林梅村教授。

现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在2018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亮相后，引起海内外热议。林梅村老师是这幅古地图的主要研究者。林老师长期主讲《丝绸之路考古》《西域考古与艺术》《欧亚草原考古》《碑铭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等课程，曾出版《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蒙古山水地图——日本新发现的一幅16世纪丝绸之路地图》《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等多部专著。

此次讲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吴门画派与《蒙古山水地图》”，主要介绍这幅明代地图的来龙去脉和研究始末；第二部分“故宫博物院《丝路山水地图》名实辨”，主要回答这幅明代地图在今年春晚上展示后公众的一些疑问。

失而复得的明代中期青绿山水地图

《丝路山水地图》又名《蒙古山水地图》，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流失海外，一直作为清代青绿山水画秘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2002年，北京一家国际拍卖公司出巨资将其购回。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世民先生的引荐下，林老师从2004年1月开始研究这幅明代地图。

这幅古地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幅宽0.59米，长30.12米，绘于绢帛之上。该图卷首为嘉峪关（今甘肃酒泉），卷尾为天方国、红海和戎地面。天方国即伊斯兰圣地麦加（今沙特阿拉伯Mecca）。明代天方国和戎地面在以开罗（时称“米昔儿”）为首都的马穆鲁克苏丹王朝（1250－1517年）统治之下，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灭于奥斯曼帝国（明史称“鲁迷”）。图上用红色方框标注了211个西域地名，虽以方块汉字标注，但是地名却包括了蒙古语、吐火罗语、粟特语、突厥语、回鹘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等九种语言。

故宫藏《丝路山水地图》局部

古代书画一般都是前有画名，后有题款、年代和作者署名，以及收藏章等。这幅山水地图却没有留下任何上述信息，且地图右下脚磨损严重，而首尾却相当整齐。林梅村老师最初猜测这是由于古董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将本为一卷的地图刻意剪裁成两卷并重新装裱过。不过，新证据表明，这幅地图手卷原本就有两卷，第二卷佚失。

“蒙古山水地图”之名，来自此图背面的清代著名书坊“尚友堂”题签。如果这个名字确为此图原名，那么题签上所谓“蒙古”指的应是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这个题签上的楷书为清末民国初年流行写法，《蒙古山水地图》或许在这个时期流入北京琉璃厂尚友堂书肆，并被题签和编号，后来又被藤井善助购藏。

中国古代地图通常采用两种方式绘制：一是东晋裴秀倡导的“计里画方”形式，二是山水画形式，如《京杭运河全图》。《蒙古山水地图》采用的是第二种，即山水画的形式。从嘉峪关到天方，凡211个区域地名；尽管明代继承了元代许多地理制度，但这些地名与元代、清代相异，根据这一点也可说明此图作于明代，而非元代或清代。这幅山水地图颇受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

傅熹年先生将此图年代断在明代中叶，林老师又进一步把成图年代缩小到嘉靖三年至十八年间（1524－1539）。明代初年中国西部疆界在今天新疆塔里木河和中部天山一线。既然这幅地图以嘉峪关为起点，成图年代就必在嘉靖三年（1524）明军从西域退守嘉峪关之后。据明代张雨《边政考》记载，嘉靖十八年明军在嘉峪关西面的讨来河畔建“永兴后墩”等长城烽火台。此图嘉峪关以西不见“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可知年代早于嘉靖十八年。

明刻本和彩绘本的发现

明清地图一般用山水画或“计里画方”方式绘制成手卷，有些后来刊入刻本。《蒙古山水地图》即是手卷式，自右至左（自东而西）绘制。林老师从明代地方志中找出《蒙古山水地图》的两个刻本：一为《陕西通志》所附《西域土地人物图》；一为《陕西四镇图说》所附《西域图略》。

《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代表人物马理等人所纂《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在这一刻本中，《蒙古山水地图》被分为连续十幅地图，图文并茂，其所配文字部分称为《西域土地人物略》。

目前所知《陕西通志》有五个藏本，分属两个系统，最早刻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除由宁波天一阁散出的嘉靖二十一年刻本（现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国内收藏此书的单位还有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馆（残本）、陕西三原县图书馆。其中以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最好（嘉靖二十一年，盖有盛愚斋的收藏章），林老师的研究就基于这个刻本。此版本有详细文字说明，还有多达四百余个地名，如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

从这一刻本来看，《蒙古山水地图》应有两卷，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下落不明。这幅西域地图的地理范围应与刻本一样，从嘉峪关直讫东罗马首都鲁迷城，幅长应在40米左右。

第二个刻本《西域图略》，收于明代无名氏编《陕西四镇图说》卷末，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行，图文并茂，文字部分亦为《西域土地人物略》，图版更名为《西域图略》，与《西域土地人物图》大同小异，只是把原来的十幅图缩成五幅。

台北故宫藏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局部

2009年，林梅村老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此图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彩绘抄本，同样是图文并茂，亦名《西域土地人物图》和《西域土地人物略》。林老师认为彩绘抄本当系兵部用图，而刻本则为地方官用图，那么《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实乃嘉靖皇帝用图。

明宫廷御用的吴门画师

在明代前期，江南吴门画师备受排挤。当年与朱元璋争天下的张士诚以苏州（古称“吴门”）为据点，朱元璋把1367年苏州久攻不下的原因归咎于江南文人，所以明代朝廷征召的多为浙江、福建籍画师。有学者统计，“明太祖洪武至神宗万历年间，福建值殿供奉的画家就有22人”。明代前期宫廷画师以仿宋院体浙派为主，代表人物有谢环、李在、倪端、戴进、吴伟等，而吴门之士往往被排斥在宫廷之外。洪熙、宣德以后，来自闽、浙等地的画师给宫廷绘画带来了新的风格。

然而，浙派画师主导宫廷画派的现象在明代中期发生变化，吴门画师开始入朝为宫廷作画。尤其是严嵩执掌朝政时，吴门画派的画师重新受到重用，如谢时臣。嘉靖至万历年间松江名士何良俊《四友斋画论》记载：“苏州又有谢时臣，号樗仙，亦善画，颇有胆气，能作大幅。然笔墨皆浊，俗品也。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此亦逐臭之夫耳。”一方面，谢时臣有作大幅绘画的能力；另一方面，谢时臣曾有受官府委托作画的经历。林梅村老师认为，谢时臣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实际上就是受京师兵部委托绘制《蒙古山水地图》，嘉靖年间中国画坛能够创作如此“长卷巨幛”者，首推谢时臣。

明代中期为权贵作画者并非谢时臣一人。据《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八《明严氏书画记》记载，严嵩收藏的谢时臣人物山水共“四十六轴”。据这份所藏书画清单记载，以山水人物而言，戴文进作品最多，有九十轴，其次是吴小仙六十四轴，沈周三十四轴，文徵明六十一轴，唐寅四景人物山水十二轴，仇英青绿山水十三轴。其中，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皆为吴门画派代表人物。

故宫藏仇英《归汾图》局部

林老师注意到，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仇英也曾经为宫廷作画，传世之作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倭寇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归汾图》等。明代绘画往往根据粉本，如山关均采用两山夹一阁的画法，仇英《归汾图》就与《蒙古山水地图》的嘉峪关图画法相似。由于画师是为明宫廷服务，《蒙古山水地图》的阁楼绘出脊兽和窗棱，比仇英的《归汾图》画得更为精致。《蒙古山水地图》长达40米，显然是动用国家力量绘制的，绝非一人所为。仇英很可能也参与过这幅明代皇家地图的绘制。

《丝路山水地图》的年代问题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故宫博物院有一位研究清代绘画的老专家，从艺术风格方面判断这幅青绿山水地图创作于清代。此图流散日本七十年，以前一直被误认为是清代地图。傅熹年先生和林梅村老师的重要贡献，就是发现和证明此图实乃明代地图。

林老师认为，如果此图是清代地图，那么这幅地图的天山以北应该是准格尔部，天山以南应该是回部大小和卓，而巴音布鲁克草原应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从伏尔加河回归的土尔扈特部。然而，此图新疆部分最为详细，所标地名都是明代的，怎么可能是清代地图？

林老师判断这幅地图绘于明嘉靖年间，有两个根据，一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陕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图》刻本，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彩绘抄本。《丝路山水地图》的撒马尔罕城部分，误将“望星楼”（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北郊兀鲁伯天文台）标在撒马尔罕城的东南，林老师认为这是宫廷画师不明穆斯林地图方向而产生的错误。为了把伊斯兰圣地麦加置于世界中心，伊斯兰地图往往采用上南下北图向，如12世纪中叶伊斯兰地图《伊第利斯世界地图》。这个错误在嘉靖刻本和嘉靖彩绘抄本中得到更正，可见绢本手卷地图的年代要早于刻本。

此图是否为中国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之图？

《丝路山水地图》的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国，因此有网友推测此为中国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之图。殊不知，《丝路山水地图》实际上分为两卷。此图仅为第一卷部分，全图展示的东西交通路线并未在天方国结束。此图还有第二卷，从嘉靖刻本和嘉靖彩绘抄本可知，全图真正的终点在明代丝绸之路的终点——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欧洲部分）。

关于这幅明代地图的性质，林梅村老师认为，它是明王朝开国以来西域诸国朝贡陆程图。明初颁布禁海令，严禁民间海外贸易，只允许由官方规定时间、地点的“朝贡贸易”。西域诸国朝贡需走西域贡道（陆路），从嘉峪关入关；西洋诸国朝贡则走南海贡道（海路），从广州入关。由此推测，《丝路山水地图》实乃明朝开国以来西域诸国朝贡陆程图，而《郑和航海图》则为印度南海诸国朝贡水程图。

至于这幅丝绸之路古地图为何以嘉峪关为起点，而不是以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城为起点，林老师的解释是：因为明代首都在南京和北京，而非长安，嘉峪关是明代边关，西域诸国使臣和商人需要在嘉峪关“验明正身”。伊朗学者玛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提及，16世纪波斯作家阿里•契达伊编著的《中国志》中有记载：“中国只给每十名商人中的两名发放进入北京的关文，把其他人滞留在关口以东十日行程的甘州（今张掖）。”

故宫为何将其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

《丝路山水地图》原名不得而知，《蒙古山水地图》只是古董商所拟名称，并非原名。林老师根据此图年代和性质，称之为“在日本新发现的一幅十六世纪丝绸之路地图”，作为《蒙古山水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年）一书的副标题。由于“蒙古山水地图”一名极易被误解为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古地图，因此，故宫博物院将这件藏品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

尽管“丝绸之路”一词是1877年（清光绪三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但他的理论依据却是公元前5世纪以来古波斯和古希腊人将中国称作“赛里斯”（Seres），意为“丝绸之国”，因此，林梅村老师认为，故宫博物院将此图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并无不妥。

《萝图荟萃》的相关记载

200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汪前进选编《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一书，并在该书附录刊布了清宫内府藏《萝图荟萃》全书。有网友发现其中记有“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一张”，其中地名多与《丝路山水地图》所见地名相同，于是他推测其名可能是《蒙古山水地图》的原名。

林老师根据2009年在台北故宫发现的嘉靖彩绘抄本，推测《丝路山水地图》当为明代皇家地图。《萝图荟萃》相关记载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个推测是正确的。《丝路山水地图》确为清宫造办处舆图房藏皇家地图，而且乾隆二十六年（1761）仍在清宫内府。《丝路山水地图》标有明代地名“巴荅山城”，其名来自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以盛产青金石而闻名于世。乾隆二十六年阿里衮等编《萝图荟萃》将其改称“回部巴达山城”，事出有因。

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将天山南北地区并入清王朝版图。乾隆二十四年（1759），天山以南地区回部大小和卓作乱，兵败西逃；经葱岭（今帕米尔）亡命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北部），最后被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擒杀。

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在巴达克山之东伊西洱库尔淖尔湖畔（今塔吉克斯坦东南霍罗格市东约130公里雅什库里）设苏满卡伦，并立有乾隆纪功碑，用汉文、满文、托忒蒙文、察合台文四种文字刻写。碑额为“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又称“苏满碑”。此外，乾隆皇帝还昭告天下学子，在全国各地孔庙立有此碑。碑文两处提到“拔达克山”，也即《萝图荟萃》中的“巴达克山城”和《国朝宫史续编》的“拔达克山城”。

清王朝建立后，在清初几位皇帝的努力下，中国版图不断扩大。乾隆皇帝则将自己打下的江山称作“新疆”。当时清王朝称之为“新疆”的地方很多，如云南乌蒙地区、贵州黔东南古州、贵州安顺与钛宁附近，以及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乾隆皇帝又将天山南北地区也称为“新疆”。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额尔齐斯河上游，天山南北两路，直至帕米尔等地军政事务。林老师提醒大家注意，谭其骧先生所编清代新疆地图不完全正确，因为今新疆吐鲁番、乌鲁木齐、哈密等地在清朝大部分时间属于甘肃布政司。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这些地方才开始划归新疆。

巴达克山位于阿富汗东北部，当时在中亚浩罕汗国统治之下。1774年至1798年间浩罕为清王朝藩属国，不属新疆，故《萝图荟萃》称之为“回部”。《萝图荟萃》编者阿里衮身临其境，参加了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丝路山水地图》的明代地名多达211个，而阿里衮偏偏将原图地名“巴荅山城”改为清代地名“回部巴达山城”，无非是要说明中国西部边疆已达此地。林老师认为，“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之名当为乾隆年间清宫内府为此图编目时重新命名的，绝非此图原名。

《国朝宫史续编》的相关记载

有网友在微博上发表《<蒙古山水地图>原名考证>》一文，认为此图“原名或为《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根据除上面讨论到的乾隆二十六年编《萝图荟萃》的相关记载之外，亦有“清人于敏中在其《国朝宫史正续编》中，恰巧亦收录《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于敏中与和珅同为清乾隆朝重臣。《清史稿·高宗本纪五》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1780年1月）……戊午，大学士于敏中卒”。既然如此，绝不可能在清嘉庆十一年编《国朝宫史续编》。其实，《国朝宫史正续编》是不同作者编写的两本书，两书作者皆非于敏中。

有关《丝路山水地图》的记载，见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该书罗列清宫内府所藏舆地图达五百多幅，包括清宫造办处舆图房藏四幅嘉峪关至西域各地舆图，其一为《嘉峪关至回部拔达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等处图》。该书提到四幅以嘉峪关为起点的舆图，分别为《嘉峪关至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道里图》一幅、《嘉峪关至安集延等处图》一轴、《嘉峪关至回部拔达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漏抄“面”字）图》一卷（双行夹注：绢本，纵一尺九寸，横九丈五尺）、《嘉峪关外伊犁回部三藏等处图》一幅。如果此书抄录的图名真是《丝路山水地图》的原名，不可能将图中“戎地面”误抄作“戎地”。

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清宫内府藏图尺寸以嘉庆营造尺为单位。明清营造尺1丈为10尺，1尺为32厘米，1寸为3.2厘米。由此推算，《国朝宫史续编》披露的清宫内府藏图《嘉峪关至回部拔达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图》“纵一尺九寸”，约合60.8厘米；而“横九丈五尺”，约合30.4米，尺寸与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完全相符。于是有网友提出此图当系清代舆图，甚至认为是乾隆远征拔达克山平定回部大小和卓路线图。

殊不知，《丝路山水地图》所标巴荅山城在撒马尔罕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之西，而巴达克山城在阿富汗东北。尽管两者同名，但并非同一个古城。

《丝路山水地图》在撒马尔罕城之西所标“巴答山城”，当为帖木儿大帝模仿巴达克山城在撒马尔罕城之西所建城市。清军追杀大小和卓直至巴达克山附近，平定回部叛乱之后立有乾隆纪功碑，因此，清代地图不可能把巴达克山标在撒马尔罕城之西。

关于《丝路山水地图》第二卷

从明嘉靖年间刻本和彩绘抄本来看，《丝路山水地图》应该还有第二卷，内容为这幅地图的天方国至鲁迷城的路线，以及文字说明。从阿里衮等编《萝图荟萃》看，这幅明代皇家舆图第二卷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已不在宫中。从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看，这幅明代皇家地图第一卷从宫中流失当在嘉庆十一年（1806）之后。

林老师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绢本《丝路山水地图》手卷并非全图，至少缺四分之一，地理范围从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的米癿力城（Misr，今埃及开罗）至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鲁迷城。据北京收藏家实测，《丝路山水地图》画心长达30.12米，如果第二卷所缺四分之一部分长约10米，那么原图长达40米。如果此图文字说明部分长约10米，那么这幅绢本地图手卷全长可达50米，十分震撼。

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明代创造了许多令世人震惊的世界奇迹，人称“大明帝国的奇迹”。明成祖朱棣在短短二十二年间（1403－1424年）将中央集权的东方大帝国推向巅峰，创造了许多中国乃至世界之最。中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元年至四年（1403－1407年）。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几乎一半是明代建筑，如万里长城、北京紫禁城、湖北武当山道观等，一无例外全是明代建造。如果说《郑和航海图》表现的是明帝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那么《丝路山水地图》则反映明帝国与西方国家的陆路交通，生动展示了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

学生们仔细观看林老师带来的《丝路山水地图》复制图

讲座的最后，林梅村老师用一句话总结了《丝路山水地图》的重大考古意义：《丝路山水地图》的发现，将我们带入了丝绸之路考古的新时代。

供稿：俞燚帆

摄影：陈美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