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3日下午，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经哲专业（PPE）和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讲座第十二期在清华大学逸夫馆报告厅举行。此次讲座主题为“寻找亚洲原理”，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主讲，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主持。讲座现场，除了有PPE专业的12名学生和其余选修政经哲研讨课的学生外，还有其他专业的学生、留学生等。

孙歌，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文学的位置》、《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亚洲意味着什么》、《求错集》。其最新著作为《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她多年来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致力于推动东亚地区知识分子的深度对话，曾于九十年代与沟口雄三先生一同推动“中日知识分子对话”。

孙歌教授

1996年，孙歌老师应汪晖老师之邀，在《读书》杂志上连登三篇文稿：《亚洲意味着什么》、《在历史中寻找什么》、《普遍性的载体是什么》。在当时，孙老师应当是中国学界最早讨论“亚洲范畴”的学者了。她说，21年对她来说是一个有趣的轮回：21年的时间里，她寻寻觅觅，带着心中的问题做了许多研究，虽然其中很多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回应，但最后再整理时竟然又回到了原点——最初讨论的三个问题，竟又成了这次演讲内容的三个母题。因此，今天的演讲既是孙老师对自己多年对“亚洲”范畴探索成果的系统性解释与总结，也是一次探索经验的分享。

亚洲原理并不是现成就有的，因此我们要寻找它，要建立它。这个寻找过程是一个对亚洲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回溯。孙歌老师此次演讲所要探讨的，便是在寻找亚洲原理过程中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对这些困难的一些可能有效的克服路径，以及这些路径能够带给我们的思想上的启发。

演讲一开始，孙歌老师希望就寻找亚洲原理所面临的困难与我们达成一些共识。这些困难包括了四个方面：

首先，亚洲这一范畴并非是亚洲自我建构出的认知概念，而是一个被命名的概念，产生于欧洲为构建自我认同而确认“他者”的需要。虽然随着历史沿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承担着反殖民与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命运，亚洲人一度将亚洲作为自身主体性认同的范畴，但仍然无法改变西方早已内在于亚洲这一事实。当我们将这二者进行关联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论难题，即亚洲这一概念不仅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而且即使在亚洲开始觉醒并获得自我意识的20世纪，仍然无法排除作为他者的欧美。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最早诞生的“亚洲”概念，仅仅指称地中海东岸的一个有限区域，即小亚细亚地区。共享了泛希腊时代文化特征的地中海地区与欧洲，虽然经历过各种紧张，但仍然具有很强的一体性。古希腊有关欧罗巴的神话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因此，面对这种一体性，我们很难用现代的亚欧概念将二者区分开来，除非我们能够人为切断地中海文化的一体性。这将是个很大的挑战。

再次，亚洲作为一个概念，其实并不具备概念所应当具备的准确性与清晰度。即使如此，我们仍能在许多场合看到人们将亚洲作为一个概念进行讨论与运用。而且在人们的论述中，亚洲问题常常被放置在于全球性论述与个别国家论述之间的尴尬位置上——亚洲论述常常被偷换成东亚论述，甚至是东北亚论述，而人们似乎对偷换概念的行为习以为常。换句话说，亚洲作为一个范畴，很少覆盖到整个地理范畴层面的亚洲，而总是停留在个别国家与地区。这体现的是实践与认知之间的错位。

最后，历史上主体性地将亚洲作为自我认同的努力只局部地发生在亚洲的一些区域。最早真正持续使用亚洲这一概念的主要是东北亚，其中日本是主导。中国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孙中山与李大钊也曾经提出过“亚洲主义”：前者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以王道为中心，来论述亚细亚主义的前景，后者则是运用了国际主义。二者理论的共同之处在它们都是作为反命题提出的，即为了对抗日本逐渐扩张的大亚洲主义。实际上，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没有为亚洲原理的发生提供土壤。但此时，对亚洲原理的需求正在悄悄来临。

讲座现场

以上是孙歌老师希望与大家达成的共识，针对这些困境，我们需要寻找建构亚洲原理的途径。

我们如何感知历史？这是孙歌老师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历史是由历史时间串联而成的，历史时间是我们历史感的最主要的因素。但孙歌老师指出，历史应当是一个“时空概念”，除了时间，空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没有它，历史就会浮在半空中。历史感必须要包含空间感。空间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能让人进行活动的场域，最基本的就是自然环境。尽管自然时间是相同的，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也会使得历史时间因空间状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孙歌老师向我们推荐了周振鹤老师著的《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这本书讨论的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与中国的山川形变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的是具有流动性人类社会与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在这里，人与自然仍是处在二分对立的状态下，这也是这本书比较容易理解的原因。

在孙歌老师看来，若要进行更深层的讨论，我们需要借助日本著名伦理学家和辻哲郎的名著《风土》。和辻哲郎提出的“风土”概念区别于将人与自然对立二元的做法。后者往往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即人类社会在自然条件下利用自然。因此，在这样一个视野中，人的精神活动往往被当做一种“客观存在”，这使得研究者偏重于对典章制度的研究，而难以处理特定历史空间中人的精神特征乃至认知方式等课题。在和辻哲郎看来，“风土”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概念，而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人文地理概念。利用这一概念，他对人类世界进行了区域划分。但这种划分并不是他的核心概念。和辻哲郎真正想论证的观点是：幸福是风土型的。

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从德国人文地理学家赫尔德的“精神风土学”点化而来的。赫尔德认为，幸福本来就是一种人对其所处空间最质朴、最纯粹的情感。进一步，他认为人类的幸福观不可能只有一种，欧洲人的幸福观只是从某一种风土中产生的，并不能代表全世界。虽然赫尔德的学说未能成为地政学的主流，但它支持了东欧弱小民族在一战爆发前后形成属于自身的判断自身人生历史的价值标准。

在孙歌老师看来，这种对空间感的强调应当成为我们建构亚洲原理的一个方面，是一个导论。

下面，孙歌老师转向了对亚洲本身的探讨。她承认，亚洲的统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无法仿照非洲或拉丁美洲那样，用一个口号形成一个统一体。但事实上，亚洲在历史上曾被统合在一起，充当粘合剂的是亚洲国家拥有的“共同苦恼”。但这种苦恼仅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更为常态的是亚洲作为一个区域的“开放性”。因此，仅依靠被殖民与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历史，亚洲原理难以被建立。

种种困难告诉我们，亚洲无法被统合为一体似乎是一个事实。不能统合的亚洲如何成为一个概念？这是孙歌老师抛出的第二个问题。

相较而言，更为本质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不可以把不统一的对象作为一个可成立的对象来讨论？其实这样做的障碍很大程度上并不来自于现实，而是来自于认识论的惯性。当我们试图统合亚洲时，我们最基本的学术思考的认识论是：如何让亚洲成为一个具有清晰轮廓的范畴？这种尝试实际上是将欧洲作为一个范畴的统合原理强加于亚洲，因此我们难以在这种路径下找到统合亚洲的方法。这是由亚洲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即在这个地理空间中存在着许多没有办法相互替代或彼此间分出高下的文明与宗教（如儒文化、佛教等），它们并存的形态是难以改变的。这种情况在欧洲是难以看到的。这使得亚洲原理必须拥有独特性。

亚洲原理实际上有其历史内涵。在这个问题上，孙歌老师向我们介绍了日本学者竹内好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工作。他试图从一种哲学伦理性的角度将亚洲“原理化”。在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中，他首先提出了三种现代化的道路，其中包括中国与印度的道路。但在后面回答问题的部分中，他又“不承认人的类型存在区别”，认为人是“均质化”的。同时，他也强调人必须处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同的文化也必须渗透到人群中才有意义。更具体地说，自由、平等的价值虽然是欧洲人最先提出的，但它们是人类共通的价值。这并不是说明日本人要美国化。只有亚洲实现文化与价值上的翻转，重新改变欧美与世界，才可能让这些价值真正上升为全人类的共通价值。在这个反转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主体的独特性作为支撑；但这种主体并不能被视为实体，毋宁称其为一种“过程”/“机制”，因而也是一种“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并非“方法论”，而是一种“原理”，一种“历史逻辑”。

因此，孙歌老师提出，我们要寻找的亚洲原理是一种机制，并非实体，因此亚洲无法统合的事实并不妨碍我们对亚洲原理的建构。

回到认识论的问题上来。更根本地说，要建构一种作为“机制”的亚洲原理，需要我们摆脱原有认识论的惯性，转向另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是对普遍性、特殊性的重新想象与阐述。

在介绍这种认识论之前，孙歌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本地理学的著作《地理学性质的透视》。这本书展现了地理学研究的困境：过分强调普遍性，往往会导致研究的空洞与虚假；过分沉溺于特殊性，则会原理人类的基本问题。那么究竟是研究一般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状态呢？地理学思维成果带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可以从普遍原理出发，寻找差异。在这里，“差异”与“相似性”是同义的，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变异”(variation)。这与结构主义的方法颇为类似，即结构产生于处在不同位置的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换句话说，整体不是依靠趋同建立的，而是依靠差异之间的联系建立的。

在以往的认识论中，我们习惯于对普遍性做这样的思考，即从各种特殊性中高度抽象为一，形成一个“空洞”的命题。在孙歌老师看来，这种认识论产生于欧洲的文化传统，而赋予这种普遍性更高价值的做法，则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对于这种西方传统的认识论，西方人自己在“解构”。而亚洲人则可以依据自己独有的风土资源，“建构”另一种对普遍性的想象。

在新的普遍性思考中，普遍性不再凌驾于特殊性之上，反而成为了特殊性的注脚。以翻译为参考模式，普遍性承担了连接不同特殊性的功能，只存在于特殊性之间发生重叠的区域。在这个意义上说，普遍性是帮助特殊性开放的普遍性，一旦离开了特殊性便是不完整的，是没有意义也无法存在的。这是它最主要的特征。

因此，在这样的亚洲原理下，亚洲将不再是一个求同存异的整体，而将成为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

同学们现场提问

孙歌教授演讲结束后，又和现场观众以及政经哲的学生们进行了互动。在中国学术日益西方化的背景下，孙歌老师再度提出“亚洲原理”的论述，无疑有助于大家进一步关注东方思想和当下的关联性，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替代性资源的可能性。

供稿：马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