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0日，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治经济与哲学（PPE）专业《政经哲研讨课》联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讲座（十三）（总第13期）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此次讲座主题为“我看“新清史”的热闹与门道”，由沈卫荣教授主讲，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主持。

沈卫荣老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并取得学士、硕士学位，后获得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博士学位。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兼职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曾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台湾佛光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客座教授，哈佛大学南亚系合作研究员等职。主要学术兼职任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藏学出版社英文总编，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到这个世纪初，美国汉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对于“新清史”的研究浪潮，这个浪潮在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小有影响，但是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沈卫荣老师原本不是清史研究方向的专家，但是这场波动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也很难置身事外，起初只是看热闹的沈老师逐渐发现这个问题与自己的领域有很深的关联。

沈卫荣教授首先介绍了新清史的产生背景和主要观点。他指出，新清史的争论最初是由Rawski（罗友枝）在一场由她作为主席的学术会议上提出的，最开始提出时只是以温和地反思旧清史研究中的汉族中心主义的面貌出现的，她倡导清史研究应当更多地注重满族统治地“内亚地区”，而何炳棣先生马上看出了其中可能蕴含的危险，并且给予了激烈的回应，之后这场争论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随后，经过欧立德、米华健等人的发展，新清史学派的理论逐渐完善。新清史本身并非针对中国的清史研究，而是针对费正清传统视野下以汉族为主要对象，用朝贡体系构建的大清叙事。去年十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成立六十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中，欧立德教授对新清史的关键主张作了一下概括：

一、清史研究必须重视清朝的“内亚维度”（Inner Asian Dimension），强调满清统治的内亚性质。

二、清史研究必须利用非汉文资料，特别是满文历史文献。

三、清史研究必须重视全球背景，或者说清史研究应当立足于全球史语境中。

在前不久上海书评对米华健的访谈中，他本人否认有任何分裂中国的学术阴谋，沈卫荣老师表示他也愿意相信这一点，以上这组学术提议粗看上去无论对于任何朝代任何地区的研究都有借鉴意义，但是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新清史的论述却显得漏洞百出，这套弱的叙述在中国学界激起强烈反应的原因，根本上是我们没有很清楚地想明白“如何定义中国”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在文化的意义上，有时在政治、疆界的意义上说中国，然而我们最为关心的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到底如何描述。

接着，沈老师反驳了新清史在以上三条基础上的一些具体论述：

首先，新清史学派提出的“内亚”这个概念指称并不明确，他们有时候指代中亚，有时候又包括满洲，有时候主要是指新疆地区，如果按照满、蒙、疆、藏来理解内亚这一概念的话，这四个地区内部也缺乏内在的统一性，让人不知道为何要归其为一类。然而，正是在这种含糊不清的分类下，新清史学派试图将清代中国分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汉族的（Chinese）”，一个是“内亚的（Inner-Asian）”，从而也改变了我们曾经对清朝的停滞、孤立的印象，而试图将其描述为一个扩张性的帝国。

但是如前所述，这种描述从根基上就缺乏事实根据，实际上，新清史的主要研究方向其实全部集中在乾隆皇帝身上，乾隆皇帝本人虽然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然而他的个人信仰与国家性质到底有多深的关系实在要打一个问号。新清史学家中并没有主要研究藏传佛教的专家，他们只是利用少数翻译过来的二手文献找到了“菩萨皇帝”这个称谓，就很草率地断定乾隆皇帝是不同于之前皇帝的普世君主，是统治宇宙的转轮王。然而这只是乾隆皇帝诸多复杂面相中不起眼的一个，它不作为清帝国扩张的意识形态武器，反而是对清领土的限制，因为作为文殊菩萨的皇帝实际上是和作为金刚手菩萨的蒙古大汗、作为观音菩萨的西藏政教领袖一同构成佛教世界中的三圣结构，这意味着为乾隆皇帝的疆域划定了明确的界限。此外，虽然乾隆皇帝有修建坛城式的梵华楼、外八庙等充满藏传佛教性的举动，但是他也同时撰写过《喇嘛说》这种文章，为自己澄清说自己信仰藏传佛教仅仅只是为了便于进行边疆统治而已。

而且中原地区与藏传佛教的交往一向密切，西夏时代将西藏喇嘛任命为帝师、蒙元时代藏传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明朝西藏喇嘛常驻皇城，大量藏传佛教寺庙兴修起建，清朝也继承了明朝宫廷藏传佛教的传统。新清史学家割裂地将清史从中国历史中孤立看待，不仅无视清朝对前朝领土的继承关系，还将藏传佛教夸大为清朝的意识形态，将清朝皇帝和喇嘛的关系描述为保护者和上师的施供关系，这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沈老师又强调，我们要推崇语言学研究没有错，但是语言学研究不能离开历史事实。对此，他以日本学者石滨裕美子为例做了说明。石滨裕美子的语文学能力很强，但是她的研究却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她提出蒙古很早就有了法政和政教合一制度，在很多朝廷奏折里都出现了这个概念，所以佛教关系是满蒙藏三遍正式外交关系的基础。如果仅仅从文字研究来看，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谁会相信乾隆皇帝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制度的佛教政府呢？实际上，新清史学家尽管自己提倡重视蒙藏满文文献，但是他们的著述后附参考文献中的出现的此类文献同样寥寥无几。不过针对这一点，虽然新清史学派做的不好，中国学界也值得反思，我们在汉语文献上的功夫做的很多，但是其他语种的文献上的研究也并不充分。

最后，新清史学家尤其喜欢怀疑汉文文献的真实性，认为汉人有篡改历史的习惯，所以满蒙文字的历史比汉文历史更加可信，汉文中许多翻译都有问题。沈教授认为，这正是语文学家需要完成的工作，很可能某些词语在当时的语境下汉外对译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今天语义发生了流变，我们同样很难想象有汉人翻译者胆敢在众多会满汉双语的满大人面前篡改公文，更何况当时翻译工作大多是由满人官员完成的。而且，单论历史的书写习惯而言，受佛教影响深厚的蒙藏历史叙事比汉文更加不可靠。

沈老师在演讲的结尾对同学们也提出了这样的教诲：

1、面对后现代对历史的质疑，我们要区分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对史料的真伪有清晰的认识。

2、我们要警惕东方主义学术传统与话语霸权下的历史叙事，努力构建中国自己可以与西方平等沟通的学术体系。

3、我们这代学人要勤于学习多种外语，掌握跨语言的多文献研究能力，不可以只安于汉语文献。

4、关于如何叙述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统一性，仍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演讲结束后，讲座主持人汪晖教授和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宝力格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沈老师的演讲做了精彩的评议。在公开讲座结束后，沈教授又和选课学生进行了深入讨论，整场讲座在师生热烈的讨论中结束。

供稿： 彭中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