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5日下午，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经哲专业（PPE）和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讲座第五期在清华大学逸夫馆报告厅举行。此次讲座主题为“创造不同的未来：中国，巴西和国家发展的新道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Mangabeira Unger）主讲，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担任翻译并总结发言。讲座现场，除了有PPE专业的12名学生和其余选修政经哲研讨课的学生外，还有其他专业的学生、留学生等。

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当代著名法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1970年代，昂格尔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发起“批判法学运动”，并且至今仍然担任哈佛大学著名的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在法学之外，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昂格尔的研究兴趣还延伸至哲学、经济学、社会理论等多个领域。他最近的新书是和著名宇宙学家Lee Smolin合著的The Singular Universe and the Reality of Time, 足见其广泛且深刻的理论兴趣。昂格尔还是他的祖国--巴西的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2007年6月，当时的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任命他为巴西政府战略事务部长。在任两年期间（从哈佛大学请假），昂格尔为巴西的教育制度、劳工体制、林权等多个领域制定法律和改革方案，而且还就金砖五国银行设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与我国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等各国政要有过多次会商。2015年2月25日，巴西总统罗塞夫再次任命昂格尔担任战略事务部长，直至罗塞夫被弹劾。

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讲座一开始，昂格尔教授就直入主题——从中国、美国、巴西看国家发展的下一步（next step in national development）。他的第一论点是结构性改革——改革生产者，改变市场经济的现有形式。昂格尔指出目前现有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停滞状态——长期以来倡导消费主义的需求侧民主化改革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供给侧民主化，而供给侧民主化的关键即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名反对结构至上主义、反对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批判法学家，昂格尔将他对未来社会的想象熔铸于对既有的结构性框架的怀疑和否定之中。昂格尔指出，他所提的结构性改革与上个世纪对立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不是一类概念，后者坚持由经济结构性改革而至国家结构性改革的教条主义，相信未来世界图景必然符合一个蓝图。但昂格尔并不认为世界未来的发展道路应该严格服从一个教义；相反地，他认为，若要持续发展，社会要采用一个既富有想象力 （imaginative）， 又可以随着经历和时代变化自我改善的制度。因此，必须采取实验主义，在试错中达到对自我的启蒙（enlightment）。

昂格尔教授的第二个论点是，当今国家发展必须应对二重困境：根据兴起于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的发展经济学观点——近几百年以来， 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体现在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以及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工厂经济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福特主义工业生产的转变。然而，以工业生产替代工匠制作的福特主义生产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持久的幸福，却给我们留下了二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经济在生产效率、生产技术和生产质量方面的要求都高于传统福特主义经济，过去对工人技能熟练程度和其他素质要求较低的福特主义生产已经不能回应经济需求，仅靠其机器来生产大批量的、质量低的产品的模式日渐势微。知识经济的崛起在生产、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正将传统劳动力驱逐出去。福特主义已然不是最佳的生产制度，而这也意味着现今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能效仿上个世纪的英、美、德、日，不能再依靠福特主义的生产成为发达国家——一方面，掌握知识经济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会压制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进行机器生产的发展中国家难以避免彼此间的恶性竞争。

其次是第二重困境，昂格尔教授将美国硅谷与美国国内其余经济发展状况的对比，指出现如今发达国家的后福特主义的知识经济更像是孤岛：例如，硅谷的知识经济以高批量和高质量的方式按照消费者需求来生产，强调合作精神和自由氛围，已然打破了很多传统的产权界限和既得利益理念。但是这种后福特主义的知识经济好像没有传播到美国其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

那么，当我们直面知识经济的崛起时我们是如何做的呢？昂格尔教授简明地用美国、巴西、中国的例子说明了现状。就美国而言，昂格尔解释道，20世纪至今的美国是依靠大规模消费主义来发展经济的，而且美国长期的累退税政策更是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美国政府与人民维持消费主义社会发展所依靠的是信用和国债，各个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成了美国应对危机和潜在危机的最佳方案。昂格尔指出，美国一直是在利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平衡性解决自己的难题（美国利用对中国的投资，让大量货币返回美国），并没有真正明确的经济发展方案。就巴西而言，昂格尔认为巴西在历史上的需求侧改革之后，目前正依靠大规模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发展经济，造成了工业的不健康的早熟化。就中国而言，昂格尔教授使用“晚期福特主义”来形容中国的经济状态——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发的福特主义生产力：利用本国充裕资源来生产大批量的低价格出口产品。换言之，中国经济现处于一个低工资，低生产率的状态。

针对这三个国家，昂格尔指出其潜在改革方向都将是供给侧改革，尤其是巴西和中国，在昂格尔眼里，巴西和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该挑战现有的国际社会和经济制度。 然而，巴西和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目标仅仅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制度下获得本国能获得的最佳地位，流露着犬儒心态。对于现有的经济制度的不平衡性，昂格尔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 WTO充斥着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可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定义的市场经济未必适合发展中国家——首先，这种市场经济排斥公司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但如今的发达国家曾经却是依靠这种公司与政府的合作强大起来的。 另外，世界贸易组织还通过知识产权限制了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利用最前沿科技的能力。这些原因都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能力，也导致了国际社会的不公平。总之，现有的国际经济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而昂格尔教授也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制度，他寄希望于发展中强国领头挑战现有制度。

接下来，昂格尔教授描述了他所向往的供给侧改革，言语之间洋溢着其一贯的先锋主义思想。供给侧改革，在昂格尔看来，分为经济、教育、政治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第一，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中，首先需要把知识经济基础扩张到中小公司和发展中国家，其次各国国内需要进行公司改革和政府与公司关系的改革（发展中小企业并鼓励其合作以达到规模经济、政府针对创业创新事业进行投资）。在此进程中，还应当改善劳资关系，重视劳工组织的重要性。再次，需要关注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的互动，尽可能控制金融风险。第二，在教育的结构性改革中，昂格尔教授重点关注教育的深度而不再强调传授纯技术性的能力，教育需要培育富有创新精神的人群（每个科目要从不少于两个角度来教、鼓励老师和学生合作），最终使得每个人都能得到综合性以及专业性教育。第三，在政治的结构性改革中，昂格尔教授坚持国家政府要有能力不断对自己的制度进行改革，另外，改革后的国家政府应允许地方政府在某些领域和某种意义上使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即在灵活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灵活的实验和探索。

以上三方面的改革听上去十分具有激情，那么，供给侧改革的基础在哪里呢？昂格尔教授给出了三点答案。第一，人性的深层欲望是过一种小资产阶级般的生活，工人阶级也是如此，他们需要在经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动机改造自己并改造社会。第二，生产者永远以实际利益为导向，小生产者也是如此，他们将为了可观的利润而结成联盟，从而打造规模经济。第三，地方政府和地方是具有自主性的，其间蕴藏着面向未来的活力。

最后，昂格尔教授满怀希望和热情地说：“社会的运行核心在于其活力（vitality）,在于人的力量（human energy）。而人的力量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必将衰退，这就是社会悲剧的起点。社会活力的助推器是想象力（imagination）,尤其是制度创新方面的想象力。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只死亡一次（to die only once）。”作为一种寄语，昂格尔教授希望听讲者能够永远保有一种想象力，进而创造一个不同的、可持续的未来。

讲座现场

诚然，供给侧改革是昂格尔教授对于国家发展的想象，那么，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力又在哪里呢？现存的占据世界舞台主导地位的种种经济政治制度、机制，乃至文化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构并重构呢？我们是否应当记住：人类虽然处于某个特殊世界，但是保留着反抗和超越的力量，在对抗时间和死亡的生命中，我们必定要自我觉醒并赢得经验所带来的尊严。

撰稿：朱安瑞、杨茂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