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讲座第四期在清华大学六教A区415教室举行，讲座主题为“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资本外逃的问题”。本次讲座由余永定教授主讲，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主持。讲座现场，除了有PPE专业的12名学生和其余选修政经哲研讨课的学生外，还有清华大学其他专业学生、留学生等。

余永定教授是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1998-2009）、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2003-2011）、《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咨询委员会委员（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2004）、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4年7月-2006年7月）、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联合国国际金融改革委员会委员、摩洛哥哈桑二世科学技术院外籍院士。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经济领域，余永定教授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顶尖经济学家。

余永定教授

开始讲授主体内容之前，余永定教授先简单地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新旧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收支公式。他首先定义了在之后讲座中经常用到的关键概念：“经常项目差额=贸易差额+投资收益差额”，接着介绍了建立在这个定义之上的恒等式：“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外汇储备增加” ，由此得到“双顺差”的概念：资本项目顺差加上经常项目顺差等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这个概念可以进一步延伸到：经常项目顺差等于资本的净流出，经常项目逆差等于资本的净流入。余教授认为：从这个定义上来看，我们国家虽然引入大量外资，但与此同时通过积累外汇储备，输出了资金，因此并不能藉此认为我国是资本输入国；我们应该借助经常项目顺差这项指标来确定一个国家是资本输入国还是资本输出国。他接下来介绍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逻辑公式：“经常项目差额+资本项目差额－外汇储备增加+误差与遗漏＝0”并借助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为大家讲解相关概念。

在正式讲座中，余教授先为大家介绍了国际收支结构的基本划分，指出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并不完美符合目前公认的国际收支结构模型；由此引出了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所体现出的“净资产为正，但投资收益为负”这一反常特点的原因；最后指出了中国作为经常项目顺差国，向外输出资本，但海外资本不增反减，其主要原因并非公认的记账错误，而是由资本外逃所导致。

余教授指出，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它的国际收支结构大致要经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年轻的债务国，第二阶段是成熟债务国，第三阶段是债务偿还国，第四阶段是年轻债权国，第五阶段是成熟债权国，第六阶段是债权减损国。他在此基础上分别介绍了每一个阶段国际收支状况的特点。

讲座现场

接下来余教授借助图表和其他国家的具体实例，以便听众更好地理解相关概念，并引出中国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特殊性。首先以日本为例：日本现在是处于第五个阶段——成熟债权国的阶段，但在2005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日本是处于第四阶段——年轻债权国。在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它的贸易和投资收入都为顺差，但是第四个阶段，可以分成一个小阶段，这个阶段虽然都属于第四阶段，但是在这个小阶段中，它的投资收入已经大于了它的贸易顺差，这意味着它可以从国外吸取资源，即吸取美元，（过去）主要靠出口产品出口劳务挣美元，同时在较小的程度上靠收取利息，即海外投资的利润来挣美元。但在第四个阶段的后期，靠贸易所挣的美元已经小于依靠利息所挣的美元了。在第四阶段后期，日本每年的投资收入平均达到了14万亿日元，但贸易顺差每年是8.2万亿日元。那么2011年之后它就进入了第五个阶段——成熟的债权国阶段。在这个阶段，日本已经出现了贸易逆差。那么按照这样的模型，中国以其收支结构的特点，应该是处于以上六个阶段中的哪一个？从图表上来看，中国有经常项目顺差，贸易项目顺差，投资收入逆差，这是处于第三阶段国家的表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第三阶段国家应当为净债务国，而从图表上可以看出中国是净债权国，且在海外有巨大的债权。这说明我们国际收支结构跟世界公认比较标准的模式是不符合的。

在后续的图表中，余教授举出了其他净债权国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特殊性。从图表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净债权从2004年开始一直是上涨的，一直到2013年，然后后来有所下降。但无论如何是接近两万亿。而中国的投资收入大部分都是负的。对比日本和印度；日本债权是不断地增加，投资收益也是不断地增加，这部分是正数；印度的净债权是负的，它的投资收益也是负的，所以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是符合上述标准的。

以上的案例说明：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一方面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净债权国，另一方面它的投资收入在过去十几年一直都是负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在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特殊情况？

余教授试图通过对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分析来提供解释。

中国的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有美国国债，美国国库券。这两种资产因为是直接投资，成本很高，但资产收益率很低。所以尽管中国是净债权国，但投资收益却是负的。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民币的升值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状况。这种高资产持有低回报率的状况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双顺差的结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相加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这说明央行把这两波钱凑在一起，又拿回去投资于美国的国券，形成了一种回流。因此，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双顺差的状况。

而造成双顺差的原因又是一种矛盾，既然要引入资本，按定义应该是经常项目逆差；可是同时又要有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那究竟是在引入资本还是输出资本就形成了矛盾。余教授认为，这个双顺差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首先，它跟中国原来的指导方针有关系。在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有个说法，叫建设创汇经济，这是一个出口导向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又有FDI的优惠政策，给外资很多优惠政策：免税，免费使用土地等。然而，中国创汇的目的应当是为了进口，而非攒美元。但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使中国不得不考虑必须积累一定的外汇储备，以防范风险。同时，FDI优惠政策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真正尖端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其次，汇率没有弹性，表现在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大于美元的需求，央行从政府站在政府的立场，不计成本地把多余的美元买走，保证了人民币不会升值，稳定了汇率，这是受到了我国汇率制度的影响。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尽管中国还继续持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即中国还在继续地输出资本。但是从统计上来看，中国的海外净资产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统计错误造成的，余教授提出了不同看法。

余教授认为导致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出现误差遗漏的原因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个原因就是统计原因，即账目上有记录的项目，账户中缺少相应的金额，便产生了误差遗漏。第二个是与资本外逃无关的有意的高报和低报。第三个就是资本外逃。将其中主要原因归结为记账错误无法使人信服，资本外逃在这其中应当是相对主要的原因。

接下来，余教授使用排除法来说明造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遗漏的主要原因应当是资本外逃。

在论述资本外逃之前，这余教授先介绍了资本外逃跟资本外流的区别。资本外流是对宏观变量的一种反应，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加以调整。例如：美国升息了，中国的利息率比美国低，那么出于盈利的目的，很多资本可能流向美国；如果国家不希望资本外流，可以让人民币贬值，或者是提高利息率来抑制外流。而资本外逃则是因为一些阳光下或是阴影中的原因，资本外逃至国外，且不具有流动性。在国外购买的房产并不能像债券一样流回来。因此，资本外逃对于国家的国民收入、国民福利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且资本外逃对于经济调控几乎没有反应，一心想要外逃的资本自然不会被汇率的变动所拦下。

在此基础上，余教授指出，实现资本外逃比较常见的途径有：第一，低报出口。例如：某项目在国外卖了一亿，却跟国家外汇主管部门报告说就卖了五千万，那剩下的五千万就留在国外，这就是资本外逃。 第二，高报进口。例如：本来只值两百万的球员，却报的两千万，剩下的一千八百万以协议的方式就留在海外，实现了资本外逃。第三，投资收益的固化。例如：在海外有投资收益了，却在国内公司上报破产，收益就留存在了海外。第四，金融项目下的渠道。例如：美元走私，从银行中取了5万，分批夹带出去了，银行的存款减少了可以体现在外管局的统计中。但是，减少了之后，并没有复式簿记，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另外项目，只好拿误差遗留来抵消。

最后，余教授指出，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如果出口低报进口高报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误差与遗漏就不足以代表资本外逃的规模，实际上的资本外逃规模比误差遗漏还大。对于这个假设，我们应当进行更多的研究去验证。

同学们积极提问

余永定教授讲授完毕，汪晖老师进行了评议，并鼓励同学们就相关领域问题进行提问。余永定教授也详细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关于“中国应当如何突破美国的货币霸权”“中国应当如何扭转目前的国际收支结构”“目前是否有有效方法遏制资本外逃”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在这场讲座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领域我们依然有许多需要处理的难题。面对这些难题，我们应当像余教授一般，不囿于固有观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本所在。

撰稿：朱晓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