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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PPE6(2016级)公认最好看的一张合影。美中不足的是马峻同学因脚伤没能上山,但万幸图中有一匹马……当时同学们正在四川进行田野调查,中间女生背后的台子是当地人祭祀用的神台

近日,新雅书院PPE6学年论文报告会举行,由PPE6的三位同学报告他们在大三学年构思写作的学年论文。报告分为三场:尉煜桐同学报告论文《双城记:中国东部沿海7省14市的比较案例研究》;孔祥瑞同学报告论文《农民移植:居住空间变化与家庭代际关系——基于天津张庄田野调查》;胡卓炯同学报告论文《大动乱的牲祭:清华二校门被推倒始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晋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付才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助理教授焦长权对三篇报告进行了点评;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副院长赵晓力,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等出席并参与讨论;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人文社科学会马峻同学主持了报告会。

第一场由尉煜桐同学报告论文《双城记:中国东部沿海7省14市的比较案例研究》。

尉煜桐以“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儿子”为比喻,引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中的“省会-经济中心”双核结构。通过对2017年27个省份城市GDP的比较,她发现在我国沿海的7个省份都存在GDP逼近甚至超过省会的经济中心城市,在我国其他区域这种现象则很少见,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区域双核结构现象。以双城GDP比值变化作为衡量双核结构形成过程的标准,在对各组案例的双核结构形成过程进行详尽的比较分析后,尉煜桐从政治动荡影响程度、轻重工业结构、产业结构、地理位置、改革阻力与地方创新六个差异角度总结了“省会-经济中心城市”双核结构的成因。从省会的角度来看,“文革”对上世纪50年代积累优势的破坏、偏重偏传统的工业结构、二三产业的发展矛盾、内陆区位、市场化改革中较重的政治包袱以及受限的地方创新都导致了非省会经济中心城市对省会的追赶与超越。但近年来省会依赖第三产业和科教资源优势在新兴产业方面展现出的发展潜力也使部分省会在各省的双核结构内出现了经济地位回升的现象。

付才辉老师对尉煜桐同学的报告进行了点评。付老师认为论文的选题很有意思,开头“两个儿子”的有趣比喻并不复杂,但却在中国经济中有着很重的分量,是观察中国过往与当下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文章里谈到省城与地方分权的现象,能够解释“改革开放”前后二者经济发展的差异,也能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变动的一些共性,但后一点在文章中没有得到充分阐述。此外,付老师肯定了尉煜桐继续探究双核结构之影响与结果的写作计划,但也指出目前的分析框架尚不明晰,因此一些案例分析还不够理想。

左起:焦长权老师、晋军老师、付才辉老师

随后,甘阳老师以文章中苏州、杭州的案例分析为例,说明了在研究此类论题时,不能仅从经济学出发,更要考虑到社会和历史的平衡,尤其要考虑政府决策中“人”的因素。此外,行政与市场的关系十分复杂,简单用二者的博弈关系解释“双核结构”会过于简单化,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并非哈耶克想象的自生自发形成,恰恰相反,有时市场本身就是行政造成,例如深圳作为市场特区本身就是行政人为造成,并非自生自发形成的。

甘阳老师

刘志伟老师也作出了点评。他指出论文中用经济发达城市代表市场力量并不恰当,如深圳正是全国最典型的“计划经济城市”。以行政区划作为分析基础也可能导致不严谨:其一,深圳等城市不能单被看作是区域性城市,更应该被看作全国性的经济城市;其二,北京-天津等城市说明“双城结构”的探究不应局限于某个省;其三,行政区划是变化的,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作为经济分析单位可能存在问题。

刘志伟老师

第二场由孔祥瑞同学报告论文《农民移植:居住空间变化与家庭代际关系——基于天津张庄田野调查》。

孔祥瑞在田野中发现了三个经验问题,并借此讨论了三个理论问题。第一,张庄农民上楼全过程经历了老房—租房—新房三阶段,期间家庭居住安排各不相同,是什么促使家庭做出这样的决策?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回应中国家庭社会学、人口学中长期存在的“家”与“户”概念模糊问题。第二,张庄的拆迁政策极优厚,但部分张庄老人反映“老人一上楼就死得快”,得到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说法,但原因是什么?研究认为,上楼后老人在物质与精神赡养双方面对子女的依赖性增强,而子女却没有能力及时回应。对比上楼前后老人赡养情况,还可发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家庭代际间“反馈模式”其实应扩展至不同家庭之间。第三,上楼前,张庄老人一般住“上房”而子女住“下房”,但在还迁房分配中,老人住45平米小房、子女住90平米大房却极为普遍,更重要的是老人认为这是应该的。从“上房-下房”到“45-90”,这一居住伦理观念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研究认为,这一观念转变背后是房子自身价值的变化导致房子在农民生活中的“重量”大大增加,这一变化牵动着农民居住安排、家庭继承法等生活各方面的转变。回顾整个还迁过程,农民就像被从土里拔出来移植到楼上的花盆里,移植前后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系统全面的变化,因此“农民移植”或比“农民上楼”概念更贴切。最后,孔祥瑞还提出了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孔祥瑞同学作论文报告

焦长权老师对孔祥瑞的报告进行了点评。焦老师认为这篇论文把握到了时代脉搏中的重要问题。现有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采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而很少有像这样真正社会学角度的研究。这也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家乡社会学”研究,既能融入又能跳得出来,且深入到了伦理层面。不过这篇论文要处理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家庭”、“住宅”、“户”、“人”四种相互牵连的要素,可在文章中多一些具体案例分析。

晋军老师也认为这篇论文的切入点很好,能通过对家庭变化的考察反映整体社会变迁。但“老人上楼后死得快”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更加“科学主义”一些,从而进一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死亡率上升的因素,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率的上升。

在谈到“老人上楼死得快”的问题时,老师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甘阳老师称赞孔祥瑞同学对伦理问题的洞察与关怀。同时,甘老师提到了文中老人“搬迁前住上房,搬迁后住小房”的问题,并认为这种居住空间变化是不正常的,背后可能暗含更加复杂的伦理关系变化。因此,他建议孔同学紧紧抓住“上房-下房”到“45-90”的伦理观念转变作进一步探究。

赵晓力老师

第三场报告由胡卓炯同学报告论文《大动乱的牲祭:清华二校门被推倒始末》。

首先,胡卓炯综述了先前历史文献对二校门倒塌的记叙,认为它们并没有对这一事件给予专门的关注,尤其就以下三点追问并不能做出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同为学生派系的“88派”与“89派”会分裂并斗争?为什么当时清华园中的斗争从文斗转向了武斗?为什么暴力斗争中会卷入中学红卫兵的势力?他认为二校门的倒塌本质上是学生派系之间斗争的牺牲品。通过对相关的二手文献进行综述,他总结出关于学生派系斗争的三派说法:第一,派系斗争是因为“阶级属性”不同;第二,派系斗争是因为“政治环境”模糊;第三,派系斗争是因为“政治信念”的差异。这些说法或多或少都有不足以解释的地方。通过对大量史料记载的梳理,二校门倒塌前后清华的文革历史能够划成五个阶段:校党委垮台、从反蒋到反蒯、批斗黑帮还是批斗工作组、暴力魔盒开启、拉倒二校门。在既有史实的基础上,胡卓炯试图通过对“政治信念”、“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这三个概念的定义和运用,来解释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如何形成并最终导致二校门沦为牺牲品。

晋军老师对胡卓炯同学的报告进行了点评。晋老师谈到,二校门这个题目其实来自《社会学的想象力》这门课程的课程作业;之所以选择二校门,是因为它具有符号性的意义,它的变迁体现了整个清华园,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晋老师指出,胡卓炯的论文包含着一个问题意识,即:“二校门作为一个最初只有实际功能,后来被赋予象征意义的装置,怎么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与此相关,这篇文章讨论的一个线索是:“为什么清华园中的文斗演变成了武斗?”此外,晋老师肯定了胡卓炯在收集史料时付出的努力,并认为这篇论文在理论构建上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人文学院的邓耿老师则建议进一步查阅老馆闭架库的相关历史文献,并对清华园中的老人进行访谈。其次,他就论文中所讨论的“88派”、“89派”和“蒯派”这三个派系间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补充,并对论文中定义的“政治正确”这一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提出了疑问。

甘阳老师谈到了论文选题。他希望当代年轻人能更多了解中国和清华在“文革”时期的历史,但一定注意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衡量“文革”。此外,同学们也应设身处想象那个时期人们的心态,去想象那种彻底的权威颠覆对当时大学生的心理冲击。针对论文内容,甘老师认为论文缺少结尾,并没有对二校门被拉倒给出最终的解释。同时,他指出了这一事件与“破四旧”运动的潜在关联。甘老师结合历史与个人经历,指出了新中国建国“前十七年”对理解“文革”的重要性;他分析了高干子弟在“前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复杂心理,并认为这种心理可能是理解清华园派系活动的切入点。

刘志伟老师指出,“文革”期间转变的一个契机其实是毛主席登上世界的历史舞台。“文革”期间人们试图通过理解中央以寻找“政治正确”的做法,其实就是毛主席最反对的做法。此外,刘老师认为用“官方-群众”这组对立概念来分析“文革”是不准确的,因为二者并不是一个正确、一个错误的关系。

现场讨论

最后,甘阳老师就此次学年论文报告会进行了总结。

甘老师首先诚挚感谢几位老师能够参与报告会,并对同学加以指导。他表示,最糟糕的不是论文被很多老师批评,而是你写出来以后老师觉得没什么可说的;这次报告会的三篇论文则为老师们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和话头。三位PPE6同学从去年到现在的进步非常明显;尽管论文和报告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但都运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因此作为学年论文已经相当优秀了。通专结合固然困难,但甘老师认为这次研讨会足以说明PPE6同学在这一衔接上做得很成功。

作为新雅书院,也是新雅PPE专业的首届学生,PPE6的同学们很受老师关注。甘老师谈到,PPE6的同学们虽然“成熟”,但到了三年级还没有“油掉”,仍然保持着单纯;心思单纯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他希望PPE6能与PPE7的同学多沟通,也希望PPE7的同学能从PPE6那里学到一些方法。

同时,甘老师也提出了两点希望。其一,新雅书院作为一个非专业院系,培养的学生可能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在知识训练上有差异,但是,甘老师希望同学们要认识到,知识性的差距容易弥补,而头脑里有问题,知道如何追踪问题才是关键。其二,他希望PPE的同学们可以更自由些,不用完全陷到某个专业中。PPE6同学在第四学年可以更从容些,不用着急进入某个专业。学问本身没有界限。尤其对社会学来说,哲学学习仍然非常重要,大家可以趁着本科阶段多读一些大部头的、比较硬的哲学书。

撰文:李世豪、谭亦琳、马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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