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所在位置：首页 > 新雅·研 > 学术科研

学术科研

新雅·研

张劲波：外部宏观政经力量与自身逻辑——对古丈县高望界村社会关系的分析

发布时间：2020-05-15 17:28 点击数：

新雅一向重视学生的阅读与写作，强调在大量阅读与小班研讨基础上的思考与写作训练。近年来，学生的一些课程习作也在“卿云杯”通识课程论文大赛、“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政经哲杯”书评大赛等活动中取得一些成绩。本篇为新雅书院2017级张劲波同学的一篇社会调查报告，该文获得第二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优秀奖。

外部宏观政经力量与自身逻辑

——对古丈县高望界村社会关系的分析

新雅书院2017级张劲波

2018年7月至8月，由包括笔者在内的7名同学组成的清华大学新雅书院PPE（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2017级社会调查支队，赴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古丈县高望界村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田野调查。

高望界村是古丈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下辖行政村，属于国家“精准扶贫”及2020年全面脱贫工作的重点地区。如果从宏观的、以经济为第一指标的视角来观察这样一个位于中西部贫困山区的小村落，其社会状况相较于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是容易被忽视且在印象中被简单化的。然而，经济发展的目的，便是促成一个健康的、既能为其成员提供归属感与认同感，又能够使其尊严与价值得以在其中体现的社会；如果以社会状况为关切与着眼点来看待当地社会关系，则能够发现高望界村社会关系是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与隔阂的——这既是当地人民在外来政经力量与该村自身发展逻辑的纠缠之下进行的经济实践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又对该村落经济与社会的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立足于调查期间所知晓的当地实际情况，对高望界村蕴含着矛盾隔阂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呈现与分析——文章旨在发现与呈现问题，也旨在通过初步分析而为相关问题之于将来被纳入更为完整的框架内分析提供思路、作出准备。

文章认为，高望界村的社会，并非一个前现代中国的传统乡土社会，而是在外部宏观政治、经济力量与该山村自身逻辑的互有张力的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矛盾与隔阂——其中，外部宏观政经力量所指涉的，是分别来自于大规模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化时期的两股历史的政经力量，而自身逻辑则指涉以当地经济实践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的运转方式及相应的文化逻辑。外来政经力量冲击与消解着该山村的自身逻辑，同时又为后者所渗透与改变，二者的共同作用塑造着这个山村今日之社会关系；其社会关系基于村民的经济实践，同时又对后者起着至为关键的影响，而社会关系及整体社会状态在未来的发展轨迹，取决于这片土地的人民在面对外来政经力量与村庄自身逻辑时所做出的判断与选择。

本文收入《当代中国田野观察（2018）》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编，2019年7月出版）

（一）高望界村的历史

要探讨今日之高望界村的社会关系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对这个村落的历史进行一定的挖掘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知晓其今日之状况的形成过程，并进一步地分析其原因以及对将来进行可能的展望。本文该部分将简要描述该村的现状、呈现这个山村的历史。

高望界村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古丈县的东北部山区内，是古丈县高峰镇的下辖行政村。作为一个行政村，该村主要由两个自然村组成：位置接近山顶的原高望界村，和位于半山腰处的原焦坪村[1]。整个行政村地域面积较广。原高望界村到原焦坪村之间修有只能步行的山间小路，体力充足的情况下从高望界下至焦坪约需30至40分钟，而当地人大概需要20至30分钟；两个自然村之间也有盘山公路，熟悉地形的司机单程需要15分钟左右；此外，还有散落于两个自然村之外的自然小组。然而与之对应，该村人口较少——据村支两委提供的数据，整个行政村只有196户居民，合计716人，居民主要集中在山上山下的两个自然村内。对外交通方面，高望界村位于古丈县城与高峰镇之间，中间皆以盘山公路相连——公路路面平整但走势崎岖，其间不乏180度上下坡的急转弯。以30码上下的车速，从原高望界村驶至高峰镇约需40余分钟，这与当地村民所说的两地相距“20公里左右”是基本符合的；而以相差不多的车速从原高望界村驶至古丈县城则大致需40分钟至一个小时。在三地之间有长途大巴往返，但由于去到镇上和县城的公路只直接与原高望界村相通，因而大巴只经过近山顶的这个自然村；原焦坪村的居民要乘车至古丈县城，需要爬上高望界等车——事实上，从焦坪驾车出发前往附近的任何村镇，都需要先经过高望界。总体来看，高望界村的人口分布与交通状况可概括为：地广人稀、大聚居小散居，以及内外交通不便。

高望界村并无成文的村史；关于该村落的记载，在古丈县的县志上也只有寥寥几笔。本文所呈现的村史，主要根据村里宋婆婆（75岁）和万婆婆（68岁）的集中口述、鲁老人（82岁，男）的口述与文字材料整理得出，同时也结合了与其他人谈话中获取的零碎信息和古丈县县志作为印证材料。

山下的焦坪村，其较为确切的形成时间我们已无从知晓——在调研期间内，与我们打过交道的所有当地人都不知晓这个自然村是何时开始形成的；然而当地人却对此有着一个共同的模糊印象，即“（焦坪）这个村应该一直就在这里”。现住于焦坪村的万婆婆，曾向我们讲述过当地“神仙洞”、“犀牛洞”和“螃蟹洞”的传说故事，而其中关于“神仙洞”的故事，对于探究这个自然村的形成是有帮助的。据宋婆婆说，在山脚的小溪附近，曾经有过神仙洞；山上的好人如果家里缺碗筷的话，可以在纸条上写好要借的碗的数量，然后贴在洞口，第二天一早过去，洞口就会有相应数量的碗筷。但后来有人用碗盛过狗肉后将其放回洞口，之后山洞的门就关上了——这件事发生在两百多年前，在那之后，神仙洞就没能再有人找到（我们曾跟随村里一个九岁小男生两次下到溪边，最终也未能找到那几个传说中的洞穴）。抛开这个故事中的神鬼成分，其至少印证了该村“一直都在”的说法，并且说明了该村很可能有着200年以上的历史。

焦坪村村民姓氏复杂多样，其中有李、向、宋三大主要姓氏，也有其他人数较少的姓氏。在这个村子初具规模的时候，村里有三个田地较多的家族——即以上三姓——分别主要地聚集于山腰的不同位置；三大家族的位置与今日之焦坪村的主体部分基本一致，可以说构成了这一村落的骨架；此外，附近山上的其他地方也有其他姓氏的居民散居，其生活来源既包括打猎捕蛇，也包括小规模粮食种植——这些散居的居民点，后来逐渐形成规模较小的自然寨。1958年，散居于高望界山区内各处自然寨的居民都被聚集到就近的村子居住，以支持大规模生产建设——焦坪村村民主要参与水库修建。可以说，今日之焦坪村复杂的家族关系，正是直接而急速地形成于这一时期。

不同于焦坪村之经历了一段相对更为长期、平稳、缓慢的演变过程，近山顶的原高望界村，则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大规模政治、经济力量作用之下的产物。原高望界村的前身是高望界国有林场；据县志记载，1958年9月，古丈县全县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共建成12个公社[2]。高望界国有林场于同年创建，隶属高峰公社，1963年完全建成。在五六十年代的这段时期内，来到林场参与建设的主要是各地的学生，同时也会有部分老师；这些国有林场的早期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来自周边乡镇的，有来自县城里的，甚至还有来自其他省份的——据称，当时就有来自北京的老师。林场所在处也曾一度有一所名为“林中”的中学，里面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可直接在林场工作。而这些有着不同于彼此、亦不同于当地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的“外乡人”，其中的一部分最终留在了高望界定居。2012年[3]，高望界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禁止捕猎野生动物和采伐林木，山上的自然村里也设立了国家级林业管理局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相应的，原属林场的生产队[4]在随后被迁往相邻的高峰乡，原高望界村的居民数则在此之后迅速减少。至今日，在原高望界村居住的居民主要包括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当年林场职工的留守家属，以及借助各种熟人或亲戚关系而在此经营农家乐或便利店的外来人员；该自然村的经济结构（在不考虑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情况下），则逐渐形成今日之以商业——主要包括商品零售和农家乐——为主，同时兼有家畜养殖业的局面。

总体来看高望界村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其包含的两个自然村的差异。原焦坪村曾有着一段遵循其自我逻辑的长期缓慢演变的历史，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外部政治、经济力量的介入而经历了一段经济与社会的剧烈而急速的变动；而原高望界村本身既是国家政经力量作用的产物，同时也作为这股造成了焦坪村之剧变的外部力量的一部分——即宏观力量在当地的具体化——而存在。围绕着两个村子分别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而又互有联系的社会活动空间。2016年，古丈县全县撤乡并镇，原高望界乡和原高峰乡合并为高峰镇；原高望界村和原焦坪村合并为高望界村，下辖于高峰镇。伴随着两个自然村在行政上被整合为一个整体，二者更加具有了被视为一个整体而被分析的必要性——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空间之间联系更为紧密，高望界村今日之社会状况也基本形成了。

（二）高望界村的社会关系

作为一个位于我国中西部山区、地理位置封闭偏僻的村落，高望界村的经济是较为落后的；但同时，高望界村位处国家级贫困县，是古丈县“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地区，因而也得到了许多政策优惠与财政支持。这种经济状况——贫困、为脱贫而进行的奋斗，以及经济的“向好”——所给人的印象是直观而强烈的，并且进而便容易使人将这种对经济状况的印象当作对该村落的总印象；从而，怀着这种总印象来臆想或粗略地观察这个山村的人与社会，所得到的结论极可能只是当地村民因闭塞与贫苦而具备的淳朴、坚韧，以及为脱贫而奋斗时的共同拼搏。然而实际上，高望界村的社会关系并非前现代的，更非简单、和谐的；相反，这个山村所承载的社会，其社会关系中具备着普遍的存在的、各种复杂而根深的矛盾与隔阂——本文该部分将对该村落社会关系中的相关面向进行偏重微观与全面的梳理、呈现与分析。

首先，山上与山下存在着较大差异与隔阂。如前文所述，构成了这个行政村的两个自然村之间是互有联系却相对独立的。二者的联系主要在于商品贸易方面；但在社会交往上二者却有着隔阂，并且其经济发展状况与生活方式也有着较大的差异。

山下焦坪村的典型生活方式，即一个留守于原焦坪村、在这个村落中谋生的村民的生活，总体上仍是围绕着粮食种植而开展的。村中每家大致有六七亩左右的田地——其中旱地较少，约一两亩，除了种植玉米，主要还种辣椒、油菜等蔬菜和经济作物；水田主要种水稻，一年一季。除种植业以外，各家各户基本都经营有小规模家庭养殖业——这些副业大致包括：养鸡、养猪、养蜂，以及养稻花鱼（村民家一般也养牛，但基本都是用于耕田）。从收入来看，“副业”所带来的收入是远大于“主业”的。事实上，村民种植水稻主要是供自家食用，而非用于售卖：据焦坪村民所说，村中各家基本都能通过水稻种植实现粮食自足，甚至会出现大量剩余；有时候，家中青壮年外出打工的人家会向同村人购买少量稻米，但这种情况极少。按照当地一户宋姓人家的说法，其水田所产的稻谷一年亩产约有一千多斤，可得六百多斤成米；如果每人每天食用六两米，一个四口人常年居住的家庭一年约需900斤米，这样，一家只需种两亩左右的水田即可实现自足。而曾经向我们口述过当地村史的宋婆婆，其老伴已过世，有一儿一女居住在外，常年独居在家；婆婆家里有3亩地、5亩田，但今年只种了两亩田，因为仓里谷子太多且没有人买，自己已经吃不完了。相比较而言，家庭养殖业所带来的收入，已经成为当地一户主要劳动力仍留守农村的农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村里每户养鸡养猪、养蜂、养稻花鱼的比重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或是三者相结合，或是经营其中两种。然而，这些养殖业却都以粮食种植业为依托，且占据了一个农民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的仍是种植业这一“主业”：喂鸡所用的饲料主要是吃不完的稻谷，而喂猪需要用到大量谷糠和玉米；稻花鱼被投于稻田内养殖，除了适当投食外，主要以稻花和田里的微生物为食；养蜂需要一定技术，但主要工作是防蚂蚁和将蜂桶搬至蜜源附近。总之，焦坪村的常住村民，其生活主要围绕着传统的种植业展开、以之为依托。

而原高望界村的居民，其生活主要是围绕商业服务业而展开的——在这个“自然村”里，已经发展起一套小有规模的、依托于旅游度假业的产业。仍留守于原高望界村的林场职工家属基本不从事负担较重的农业劳动，一般只在家中养有少量的鸡或种有少量蔬菜；该部分的呈现与分析，主要集中于旅游度假及相关产业。构成旅游度假产业的核心的，是山顶部分的农家乐。农家乐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客源主要来自古丈县城和吉首市，但同时还包括有长株潭等地的客源；顾客或在农家乐聚餐，当日上山与返程，或在此住宿一至两天。在这些顾客中，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据了很大比重：以我们在调研期间住宿的农家乐为例，曾举行过古丈县人大机关退休老干部的团建活动；住宿期间的第一周，来此调研的州林业局工作人员也住宿于此。除此之外，前往当地农家乐吃饭住宿的，还有经熟人介绍后不时前往此处的“驴友”、来保护区进行动植物等课题研究的附近大学的学生。而原高望界村的几家小卖部，除了向山下焦坪村的部分农民出售饲料、肥料等生产资料及其他日用品以外，重要的客源便是农家乐和前往农家乐的顾客。可以看到，以农家乐为核心的旅游度假及周边产业，其取得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于人脉——无论是原始资金、经营资格，还是最为重要的客源，都是在人脉关系的基础上而得以具备的；此外，原高望界村更为便利的交通，也是这套产业之得以发展起来的重要因素，而其基本对外交通网的建立及交通方面相对于焦坪村的优势，则始于国有林场时期。

这些农家乐与小卖部的所有者，其活动与生活空间常常是在整个高望界村之外的。据其中一家小卖部的女主人所说，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小卖部与农家乐的所有者们，几乎都在古丈县城有房；她自己常常在一周内有三四天住于古丈县城，只是暑期客源较多时才较长期地待在村里。农家乐方面，仍以我们所住的农家乐为例进行说明：经营这家农家乐的是一对三四十岁的姐妹，姐姐在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工作与生活，妹妹在山上居住的时间稍长，但也常常一连一两周不在村中；农家乐平时主要由一对老夫妇打理，两人都已逾六十岁（但因不显老而在起初我们称之为“叔叔”和“阿姨”，后并未改口），其中“叔叔”曾在行政村合并以前做过原焦坪村的村支书。

原高望界村的社会关系是较为松散的，村民之间沟通交流整体不足——一家农家乐的雇佣者，对于隔壁农家乐的老板，甚至雇佣者，常常是不认识的。大量居民的时常外出是其中的关键原因，而始于林场时期的人员构成的复杂，也是原因之一。尤其对于农家乐的所有者而言，其所拥有与需要——既包括发展社会关系的需要，也包括经营产业的需要——的人际圈，都来自于这个山村之外，因而其缺乏与常住于此的本村留守家属与其他农家乐的雇佣者交往的需求与动力。

而两个自然村之间，同样存在着社会交往的隔阂。上下部分的村民之间，其联系主要通过商品贸易实现：小卖部或农家乐会向焦坪村的村民收购少量蔬菜和部分猪肉、鸡和鸡蛋；而焦坪村的村民，主要购买饲料、肥料及其他日用品。然而这种交往目前并未进一步深入，也难以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以我们常去的小卖部为例，除了与几个婆婆算是“打招呼的熟人”，老板对焦坪村村民基本不认识；对于几个打完短工暑期回村休息的年轻人，老板也只是有些印象，但并未与其进行过过多交流，也不清楚其姓名与家庭情况。造成了两村之间的隔阂的，除了地域空间的相对独立、两村经济实践对于社会关系的不同影响，还包括历史的原因：近山顶的这个自然村，其人员多来自于随着国有林场的建立而迁入的“外乡人”，且林场建成后，场中“领导”对于山下的焦坪人多有欺压。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共同导致了两村之间社会交往的隔阂。此外，两个自然村之间产业类型与发展程度的不同，也造成了两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山上部分通过农家乐进行说明，据当地人所说，一家农家乐的年收入可达“上百万”，而据我们对于所住农家乐的估算，其年收入是可达数十万的；但山下焦坪，据村主任所说，2017年才刚达到年收入3280元的脱贫线，实现整村脱贫，而在与我们交往较多的焦坪村村民当中，仍有因病因学未能真正脱贫的人——两村之间的经济差距，依靠小规模的蔬菜和肉类售卖，是几乎无法缩小的。

其次，村民之间存在着以不同家族的纠葛为呈现形式和直接原因的隔阂、摩擦与冲突。由于原高望界村社会结构的松散和经济的外向与发展较好，这种矛盾与隔阂只出现于焦坪。前文提及过的万婆婆和宋婆婆，分别数次向我们说过“村里人不团结”、“成份太复杂”。宋婆婆今年75岁，是焦坪本地人，就在村里长大；万婆婆本是附近人，今年68岁，大概“八九岁的时候”搬到焦坪住，之后在这里安家成家——万婆婆的老伴姓宋，今年“七十二三”岁。宋婆婆提到，这里的人非常不团结，相互之间甚至起过不少冲突；政府要办一些诸如修建公共基础设施等“本来很好的事”，但却常常办不下来。比如，宋婆婆家门口之前要铺石板路，但“有人出来闹，说地是他家的，修路要收钱”；这件事在本地村干部手中始终没有多少进展，最后是州人大的驻村工作组组长牵头把路修起来了。路修好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然而之后，据宋婆婆所说，那些闹事的人就“把驻村工作组赶走到石门寨村去了”，而我们曾在不同的场合了解到，驻村工作组组长的确于之前被调往石门寨村，不过同时也兼管高望界村——至于说闹事村民在其中究竟是否起到影响、产生何种与多大的影响，则不为我们所知；然而可以知道的是，宋婆婆等几位老人对这位州人大的年轻干部的职位调动深以为憾，一再夸赞她做了很多事，且不断强调“上面政策好，下面水太深”。

村民间在私下里也有不少的冲突与摩擦，此处以围绕万婆婆的老房屋而起的纠葛为例。万婆婆在村里有一所老房子，至今已有五六十年历史，是万婆婆长大的地方；房子现在不住人，主要用于堆放杂物等。据万婆婆说，去年村子里一个李家的年轻人当兵回来了；年轻人看上她靠近村里山泉水井的老房子，于是找到她，想用一万块钱把老屋买下并将之改建成一个农家乐。婆婆拒绝了此事，之后年轻人便“一直找麻烦”。这位“年轻人”今年31岁，在甘肃当了12年兵，去年12月复员回家，与我们在调研期间有过不少接触；据他透露，在部队待上十几年回来之后的人，身家都会有二十来万，而自己现在没有工作，今后打算在村里经营谋生。宋婆婆与万婆婆关系亲密，前者在谈及焦坪村的这些纠葛时则感叹，“宋姓人家都太懦弱了”。

自然，以上所提及的较为激烈的冲突摩擦并非常态，也并非存在于家家户户之间；在绝大多的日常生活中，村民之间的隔阂是更为显著地体现于人际关系中的特征——而这种隔阂不同于山上的自然村中，村民之间由于社会关系的松散而呈现出的互不相干。前文已经述及两个自然村之间的隔阂，此处则主要呈现焦坪村中的隔阂。在焦坪村，村民之间存在着大小不一的小交际圈。这些交际圈多与亲缘关系有关，或是几十人的较大圈子，或是一户之内三四人的小圈子；一个村民对于自己小型交际圈之外的同村人，常常是不甚熟悉的。如：一个以向姓和李姓为核心的小圈子，对村里几户宋姓人家的状况非常不熟，甚至于将一家的小孩与另一家搞混；两个婆家在焦坪的女主人，一年来焦坪住几个月，她们各自都和村里其他人没有较多交往，其中一人甚至不认识不远处的邻居；即便是在焦坪生活多年的宋婆婆与万婆婆，也并不完全认识李家“年轻人”所在的圈子，谈及与之相关的话题时所使用的只是“那些人”、“那伙人”等泛称。这些以家族关系为依托的小圈子分割着当地社会，与之前提及的以家族纠葛为呈现形式及直接原因的摩擦、冲突一道，影响着当地村民的人际交往、塑造着当地的社会生态。

最后，不同年龄的村民之间，存在着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与生活观念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摩擦与隔阂，以及在家庭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中所处位置的变化。同样地，这种矛盾与隔阂主要地出现于原焦坪村；其在该村村民生活中的实际体现，与第二方面的矛盾与隔阂有交叉重叠之处，然而这种矛盾隔阂与第二方面相较，却又性质不同，且同时还对其产生着冲击与消解的作用——这点将在之后予以分析。

焦坪村的老年人[5]基本上仍作为农民而生活、坚持着焦坪人的“典型生活方式”——即前文所述的围绕和依托种植业而展开的传统生活方式。以宋婆婆为例：婆婆家中有2亩地，种有玉米、红薯、油菜等；有三四亩田用于种水稻，供自家食用；除此之外还有2头猪、4头牛及若干鸡猫狗。婆婆一般每天吃两顿饭，早上五点左右起床，做完烧水、煮饭等家务后，上山除猪草干农活；下午干活常到四点左右，之后回家；晚上十点左右睡觉。据宋婆婆所说，村里还有50多户老人，大部分老人是独居或仅与老伴留守在家——这些老人的儿女都在外地谋生，儿女一般会每月给一些钱，但即使这样老人们也仍然会自己干活种地。同时，老年人对村里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不理解。宋婆婆曾抱怨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太懒，村里有一群年轻人，每年在村里待好几个月，这期间每天都不干活；这些年轻人每天晚上骑着声响极大的摩托车四处跑，白天则整天地打牌、钓鱼或睡觉。调研期间，我们就曾遇见这种情形：上午村里一片寂静，十一点左右才有几个年轻人出来活动——在谈话中得知，他们头一天晚上先是打牌，之后通宵钓鱼。需要说明的是，老年人之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并非出于喜好，而是出于生活压力的迫使与生活习惯的驱使；对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态度，则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为基准而得出的。

中青年一辈的生活，则与老年人、与由农业所塑造的乡村及其生活方式日益脱节。这种脱节首先来自于经济压力。焦坪村的绝大部分青壮年都通过外出来谋生，这使得作为整体的高望界村成为附近几个村中青壮年外出务工比率最高的村之一。青壮年的大量外出务工，一方面以交通为前提，另一方面也因为当地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产生的斥力：交通方面，高望界村的公路系统在国有林场时期便已经打下基础，而今日之高望界村的内外公路系统，虽谈不上便捷，但也已经较为完善；自然条件方面，深居山区林地的自然环境，使得村里田地稀少、难以发展规模化农业，而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更使得村民失去了一部分重要的收入来源——事实上，在禁止采伐与猎捕的规定颁布以后，村民的抗议至今未断绝，这两年内甚至还发生过十多个年轻人拿着棍子找村干部“说理”的冲突。这些青壮年村民的谋生地既包括古丈县城、州府吉首和湖南省其他地区，也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其中，在古丈县或州内其他县市谋生的人，许多已在当地安家——据悉，有几位发展较好的甚至已在古丈县城内开办了小厂房。外出打工的村民一般只在过年时回家；也有每年出去打几个月散工，赚够几万块钱之后便回家休息的年轻人。外出谋生不仅改变了这些青壮年的经济状况与在社会生产中的分工，其带来的生活经验，也重塑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这些年轻人回村后的生活主要包括娱乐与消费，娱乐活动于前文已有述及，而年轻人消费方式与消费心理亦不同于老年人，此处举一例说明：据村里几个六月份开始回家避暑的二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说，本村老人或别村村民，在抓到蛇后一般会卖掉，一般一条可卖一两百元，有药用价值的毒蛇可卖三四百元；而他们不仅不会卖，甚至还会拿一只鸡做“龙凤汤”，再叫上亲朋一起吃。村民们的消费水平的高低依各家具体情况而定，然而观念的变化却已经实然存在着。此外，延续家庭的压力同样也促成了年轻人之日益远离老年人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焦坪村男多女少，加之村民基本不愿在本村成亲——亲戚多，同时又如前文所述，各家常有摩擦，以后“容易吵架”——村里的年轻人通常会在其他村或县城里成家——后者较为普遍且尤为年轻男子所期望。对于一个年轻男子，其需准备的彩礼大约是五六万，且一般要求县城里有房（县城里可以接受的房价为四五千元/平米）。抛开女方的嫁妆所带来的可能“补偿”，这种由社会关系构成的婚姻压力不仅带来了更多经济压力，其自身也形成了推动中青年之脱节的斥力，且起着较经济压力而言更为深刻与持久的作用。

除了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巨大差异及其带来的隔阂，老人与青壮年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自然村里，老人在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中都日益被边缘化。家庭生活中，老年人不再是一家之主。万婆婆在谈及相关问题时反复告诉我们，“这个村里的风气非常差”，而这种风气也是“近几年才有的”；上世纪的时候，老人才是“家里最大的”，现在村里则已经成了“年轻人的天下”，年轻人“根本说不得”。外出的年轻人一般会每月给父母寄钱，但村里已出现部分年轻人不管父母的现象，有两三个年轻人甚至还打骂过父母。如，村里最年长的老人是一位93岁的苏婆婆，现在独居在家，平时仍会编竹篓和种地；苏婆婆的女儿就住在隔壁的房子里，但根本不管苏婆婆，别人也劝不了。家庭生活中，青壮年日益占主导地位，家中大事基本都由青壮年决定；而这种家庭生活中的地位颠倒，也在公共治理中产生了影响——其体现于村主任选举中。村主任三年一任，选举前的半年至一年，想要参选者便会放出话让全村知晓，之后便会分析选票形势并托亲朋作代理，往需要争取和值得争取的人家送礼。选举者一般为青壮年男性，且多有自己的产业，是当地人所说的“大户”——如现任的张姓村主任今年四十余岁，于2002年外出打工，在一家美资企业就职，曾经从普通员工做到生产部经理；张主任2012年带着50万资金回乡，现在正经营“林下养殖合作社”。而选举虽为一人一票，但一般来说一家几口人的票面均相同，且每家的票面由“当家的”，即三四十岁的青壮年男人决定；在外未归者除电话联系外一切均相同。在其他公共生活中，年轻人也成为了主要参与者。焦坪村与原高望界村的村民共同组建了微信群，成员共有180余人，红白喜事及其他重大事宜主要皆在群里通知；群成员皆为青壮年人，老年人既出于技术原因，也出于交往圈子不同的原因，而被排除在外。

仍处于学龄的最年轻一辈，在焦坪村则已几乎消失。村里原本有一所村小，但大约四年前已经只有两个学生；后来，一则由于学生太少，二则由于家长不放心村小的教育、希望小孩去县城读书（据其中一个曾经的学生称，村小基本没有什么功课），村小随后被撤除，并被改建为老年服务中心。与我们交往颇多的这名学生现已在县城小学六年级毕业，开学后将继续在县里读初中，并且和小学一样依旧在学校住宿。在我们调研其间，村里除他以外已没有其他学龄儿童；据他所说，还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同伴，外公外婆家在焦坪，爷爷奶奶家在山西，每年暑假和过年分别回来住一段时间，而这位同伴在我们到来的一周以前刚离开。

综上可知，高望界村并非一个在“礼”的引控之下，其社会稳定而有序地运转的传统中国农村；尽管这个位置偏僻的山村仍广泛存在着以小农经营为主要方式之一的前现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其社会却并非一个前现代中国的传统乡土社会[6]。从社会关系来看，高望界村存在着两个自然村之间的差异与隔阂、以不同家族的纠葛为呈现形式和直接原因的隔阂与摩擦冲突，以及不同年龄的村民之间的摩擦隔阂及其在家庭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中所处位置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体现着外来的政经力量及其逻辑，在与这个山村的自身逻辑的张力中，对其社会关系的冲击与重塑。

（三）高望界村社会关系的形成

在前一部分中，笔者对高望界村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与隔阂进行了梳理、呈现与分析。在该部分，笔者将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与原因，进行集中与宏观的分析。

山上山下两个自然村之间的差异与其现存的隔阂，源于外部政经力量的直接作用——这股力量则属于一股宏观的、由国家意志所贯彻的力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计划经济时期，以国家为主体的政经力量在当地创造出了这样一个社会活动空间，而上下两个自然村的差异与隔阂，自彼时的国有林场建立起便已然存在；若在合并之前，将二者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活动空间来看待，则二者之间在社会交往上的隔阂及在经济发展状况与生活方式上差异，便不会直接成为各自的问题。然而，若将两个自然村所承载的社会活动空间，视为整个行政村所承载的社会活动空间这一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来看待，这种内部的差异与隔阂便成为了整个村落的问题——行政区划调整之下的两个自然村的合并，其自身便具有着缩小二者差距、促进二者交流的使命。从今日之现状来看，尽管较大的差异与隔阂仍然作为问题而存在，但这一问题却存在着较明晰的出路，甚至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向好。贫富差距方面，原高望界部分在资金、交通与人脉方面的优势使其具在现阶段拥有着更好的经济状况，但自国有林场时期便打下基础的交通系统，以及扶贫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也为焦坪部分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社会交往方面，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如前文所述——行政村合并后两个自然村共同的公共治理的需要，使得二者有可能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与身份认同，从而被整合为一个新的共同体。总体来看，高望界村内部两个社会活动空间的差异与隔阂，其源头在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国家为主体的外来政经力量；但同时，这股历史力量自身又与近年来的外来政经力量——包括扶贫工作的开展、行政区划的调整——一道，共同为差距的缩小提供着条件，并促进着隔阂的消弭。

而焦坪村中不同家族之间的纠葛，亦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股相同的政经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然而，这股外来政经力量只是村中这种隔阂与摩擦冲突的直接原因，所起到的只是催化作用。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一山村之演进的自身逻辑：一方面，资源的匮乏才是摩擦与冲突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经济的落后与小规模的生产、地理环境造成的聚落的分散与相对独立，使得不同家族之间的隔阂一直存在。由此可见，不同家族之间的隔阂，从本质上来说，是根植于焦坪村长期以来的经济实践之中的。总结起来，这种矛盾与隔阂是在外来政经力量与该山村的自身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同时却又内在于山村的自身演进逻辑之中。

与前者相类似，焦坪村中不同年龄村民之间的摩擦隔阂，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由外来政经力量与自身逻辑的互有张力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国家主导之下的市场逐步放开的大环境，在山村外部形成了对村中青壮年的吸引力，促使其外出谋生；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作用于当地体现为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形成了对这些青壮年的排斥力；从计划经济时期至今日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得这个封闭的山村具备了基本的内外交通网络，从而为青壮年外出谋生提供了条件。外出谋生的生活经验，促成了这些青壮年村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变化。然而，根植于这个山村自身的、属于传统乡土中国的，以家为单位的生活方式、社会活动方式及其观念，同样无形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与观念。因为父母仍在农村生活，外出的青壮年仍然具有着赡养父母和提高父母生活质量的义务（不论个人履行与否，这种义务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都无法完全逃避），且仍要回乡与老一辈相处——这样，彼此不理解所带来的隔阂与生活方式不同所带来的摩擦便产生了。以家为单位参与公共生活的习惯，以及这个山村特殊的家族矛盾所带来的保持内部团结的习惯与需要，使得这个山村的居民在面对重大事宜时，仍然以家为单位参与公共生活；而外出谋生的年轻人，既可以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也拥有了更多的阅历——外出谋生所带来的经验，许多是老一辈所没有的，并且这足以使他们相信老一辈的观念已经过时且无用——从而取代老年人而成为一家之主；这样，社会地位的变化及更多的摩擦便由此产生。总体来看，不同年龄村民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也是在外来政经力量与该山村自身逻辑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但其遵循着外来政经力量的逻辑，且对山村的自身逻辑产生着冲击。

同时分析第二、三方面的矛盾与隔阂，可以发现不同年龄村民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正冲击与消解着不同家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如前文所述，不同姓氏的年轻人之间交往正日益增多，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也已经建立了一个180余人的微信群——相似的生活方式与经历带给其新的认同，而外出谋生也使得由资源匮乏带来的经济纠纷逐渐淡化，从而使家族之间的冲突及相应的敌视心理渐渐失去根基。然而，前一种矛盾与隔阂又受到后者的影响。村干部选举中年轻人主导下的以家为单位送礼、一家人票面相同的事例，便体现了传统观念与习惯在现代的基层公共治理中的影响。这两种矛盾与隔阂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反映的，是外部宏观政经力量及其逻辑对于该山村自身逻辑的冲击与消解，以及自身逻辑对外部宏观政经力量的渗透。

综上所述，高望界村今日之社会关系中的矛盾隔阂，是主要地源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大规模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化时期——的外部宏观政经力量，与该山村自身演进逻辑——以当地经济实践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的运转方式及相应的文化逻辑，在该山村主要由焦坪部分所承载——这二者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外来政经力量冲击与消解着该山村的自身逻辑，同时又为后者所渗透与改变——二者对整个社会活动空间互有张力的作用，共同重塑着当地社会。

（四）对高望界村社会关系的展望

可以说，今日之高望界村，其社会关系仍经历着一个被重构的过程，处在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之中。这个山村将来的演进方向，从长远来看无法违抗外部宏观政经力量的推引，但其演进轨迹与具体状态也同时取决于当地村民对于外来政经力量的反应及其做出的选择。本文该部分将对高望界村的社会关系进行可能的展望。

社会关系基于经济实践——这在高望界村村民的生活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因此，应对这个村落中社会关系的矛盾隔阂，并进一步探讨其被整合为一个基于新的社会秩序与身份认同的共同体的可能性，需要首先就其经济的发展进行讨论。

缩小两个自然村的差距及消弭二者之间的隔阂，其关键在于焦坪村；同样地，应对焦坪村内部的矛盾隔阂，所要依靠的也是其自己的村民。首先来看两个自然村。原高望界村借助其人脉关系网络，以及资金、交通的优势，发展起一套小有规模与初具体系的旅游度假产业，然而这套产业暂时未能显著地带动焦坪村的发展——仅仅依靠向农家乐出售少量的蔬菜等农产品，所得收入甚少，且无法缩小两个自然村的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而占焦坪村主要人口的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期外出，成为两个自然村之间社会交往进一步密切的最大阻碍：两村合并所带来的共同公共治理的需要，为两部分村民的交流提供了契机，但多数人口与家庭中“当家人”的长期在外，阻碍了社会交往的进一步深入；两个自然村的村民之间以小规模农产品贸易为纽带、且在焦坪主要由老年人参与的交流，难以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此外，虽然村支两委曾举办全村知识竞赛（内容包括基本扶贫政策、两村的人口和户数等当地基本社会信息）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但影响也是有限的——青壮年人口的外出工作与生活，便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应对焦坪村里家族之间的矛盾隔阂，其关键在于找到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找到共同致富的方式；应对不同年龄村民之间的矛盾隔阂，则需要年轻一辈在村中安定下来、增加和老一辈的相处与交流。——以上三方面社会关系中的问题，共同指向着一条出路，即：找到当地村民无需外出谋生，而在本村就能共同实现脱贫致富的方法。

目前，村支两委对高望界村经济发展方向的规划主要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大户带动创办农民合作社的方式实现产业发展，其二是发挥高望界村身居自然保护区的区位优势，利用其优美的自然环境与舒适的气候发展旅游度假产业。这两类产业如果能实现真正发展，是极有希望让村民在本村共同实现脱贫致富的。然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隔阂，在此处又成为了对产业发展产生极大阻碍的内部因素。

我们在当地曾探访过两个“农民合作社”，其分别为村支书的农机合作社与村主任的主营养猪的“林下养殖”合作社。支书与主任曾在正式场合与私人场合数次感叹兴办合作社的不易。以宋书记的农机合作社为例：合作社需要五个人合伙才能建立，但现在的合伙人除宋书记外，其他四人皆为挂名；厂房与农机——包括两台烘干机、一台收割机、两台耕地机——所需资金皆由宋书记一人垫付，据简单计算，除去国家农机具补贴与农商行的贷款，宋书记还需垫付约127万元；此外，厂里劳力亦需自己出钱雇佣。合作社主打高山有机米的收割与加工，也兼营菜籽油加工，但其租赁经营的田地基本集中在外村，而非本村。据焦坪村几个暑期回家避暑的年轻人和一个四十余岁的中年人所说，村主任与村支书的两个合作社，“和我们没什么关系”；而万婆婆甚至不知道村里合作社的存在——据她的说法，所有人都在单打独斗，村里根本没有合作社。合作社的经营面临着资金、市场等多方面的挑战，但当地村民的不参与和不理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且即便“合作社”的经营最终取得成功，只要村民未能普遍地参与进来，经营的红利便无法分配至他们手中，而“合作社”也将在实际上成为近乎独资的企业，像原高望界村的农家乐一样难以真正带动当地经济。村民之不愿合作，村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与隔阂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同时，外出谋生能够满足一家的温饱，甚至还能带来较为舒适安逸的生活——如打五六个月短工便回家避暑休闲的年轻人——这也使得村民不具备共同承担合作社的压力与风险的动力。

而旅游度假产业的困境，与村民的矛盾与隔阂也着极大的关系。据前文提及过的驻村工作组的年轻组长所说，打造旅游业需要村民在同一季度种植同一种作物，既能打造特色产业，也能保持视觉上的美观——然而此事始终无法协商。从前文所及提的李姓年轻人之纠缠万婆婆，希望买下她的老房子改建农家乐一事，便能看出将村民团结起来共同发展旅游度假产业的困难。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社会关系对于经济实践方式的选择及其发展态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及的，外来政经力量及其逻辑，冲击着这个山村中的自我逻辑，并对整个山村的社会关系产生着重塑。而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无法使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在当地实现脱贫致富，整个山村的社会关系将可能被彻底重塑，这个作为整体的社会活动空间也极可能陷入分崩离析。随着二三十年后，当下的老一辈人的相继离世，年轻一辈与乡土社会的纽带将被削弱，甚至消失。年轻一辈的外出谋生，以及在外成家，将使得村落的常住人口日益减少；留在村子里，或是逢年过节回家的年轻一辈，其相处方式所受到的传统乡土社会之文化逻辑的影响也将减弱——这种现象事实上已经出现。整个高望界村，很可能成为一个古丈县的休闲度假中心——其以原高望界村为主体，经济与社会关系皆附属于古丈县城。

总而言之，尽管高望界村受到外来宏观政经力量的无法避免的重新塑造，且无法抗拒全国性的整体市场对其产生的整合，然而，这个村庄的社会关系及整体社会状态在未来的发展轨迹，取决于村民在面对外来政经力量与村庄自身逻辑时所做出的判断与选择。从这个村落的实际情况中可以看到，社会关系依托于经济实践，但又对于经济实践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影响着经济实践的演变轨迹与态势，故而，二者皆非处于封闭的、被完成的状态中——面对着这个社会空间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未来，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构成了影响其轨迹的社会主体，参与着对自身所处的社会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塑造。